特邀嘉宾：叶翠微
海亮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
12月2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成功举办。海亮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叶翠微在年会上发表了“关于新高考的实践反思”的主题演讲。叶翠微认为，新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一种革命，这场变革已经撬动了我们整个基础教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被撬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面对出现的如下几个问题：
关于新高考的实践反思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学术论坛能够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我是“新高考得失”这个主题论坛第一个出场的。为什么是我？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因为我是从浙江来的。大家知道四年前浙江和上海就开始了新高考的试点工作。我觉得在中国做教育不容易，怕说错话、怕做错事。高考改革更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浙江毕竟敢为人先，踏出了第一步。这一步也为全国其他兄弟省市稳步推进高考改革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今天，我想以“关于新高考的实践反思”为题就我对新高考的认识和思考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
首先我有几个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一：新高考有许多进步意义。
这次新高考不管是从学理层面还是育人层面都有很多新亮点，但是这些新亮点、出彩点该怎么定义？我从学校的角度看到了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就学生而言，开始“小鬼当家”。在原来高考这场游戏里，学生是没有话语权的，他是被设计的。这个“被设计”就是指新高考之前政府把需要“什么样的人”指令性的下达给高校，然后高校把“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再把任务分配给考试部门，考试部门根据这个要求进行选拔设计。而2014年开始实施的浙江新高考给了孩子们“小鬼当家”的机会。你究竟选什么样的科目？往哪个方向走？为什么要选物理？为什么选地理？每个孩子要作出自我判断。我认为这样一场改革能够回应我们育人的主体、招生的主体、改革的主体——学生，给孩子以选择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孩子的人权、发展权的尊重，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这一点我是要大大点赞的。
第二，就学校而言，推行“选课走班”。新高考改革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生动的变化。新高考带来的新课改无疑让老师们更忙碌了，学校排课更复杂了。但我认为在这场改革里，真正撬动学校管理常态的是“选课走班”，这恰恰让学校开始有了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这是有别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长达二三十年的课堂教学模式的。选课走班是学校教学的一种管理模式，也是学生学习的一种形态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选课走班是学生小鬼当家的一种形式固化，也就是说小鬼当家是通过选课走班来实现的。我认为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
第三，就高校而言，尝试“三位一体”。新高考改革后，高校可以通过“三位一体”根据招生自主权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对学生的选拔。在新高考的设计里面有一个逻辑，叫“两参考，一依据”,就是“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人才选拔。这是国家给出的指导思想，由各省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真正从高校的角度来落实的，就是在2011年浙江开始试点实施的高校招生“三位一体”，也就是学生的学业水平占10%的成绩，高校组织的学生综合素质测试占40%，高考成绩占50%，这三者进行叠加以后作为录取的基本依据。这是浙江新高考的一个创造。那么在这次新高考里面，我们特别欣喜地看到中国一批985、双一流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也通过“三位一体”，直接参与对学生的选拔，通过直接面试，对学生的核心课程、核心科目、核心能力进行再测试。高考成绩占50%、学业水平考试占10%以及有关高校组织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占40%，三者进行叠加以后作为录取依据。这样一个录取方式推行以后，像杭州二中这样在浙江重点中学里面排位在最前面的学校的孩子，尤其是学校排名前40%的孩子可以“信天游”了。因为“信天游”式的学习模式可以对标“三位一体”高校自主招生的要求，学生可以对自己的学习做更高程度的固化，从而使高校在录取过程当中能够更清晰、更好的选别到。
第四，就家长而言，学会“生涯规划”。原有高考模式下，家长很大程度上只要“看菜吃饭”即可。等孩子分数出来后，对应往年有关学校录取的分数去衡量和思考孩子应该是到北大去，还是到浙大去。现在家长必须要提早判断、思考孩子究竟是在文科还是理科有优势，在文科是不是都能够打通关，理科是不是理化生都是强项，如果没有的话又该怎样选课。除此之外，提早做出的选择还要和大学专业的选择形成匹配，要与未来职业的发展形成匹配。于是自然出现了这些年我们很多基础教育工作者一直想做，但没有完完整整做起来的生涯规划。所以说生涯规划是在这样一种改革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我觉得新高考带来的这四个进步意义，让我们有了深切的感受。
当然，也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我们的课堂教学“风采”依旧，我们现在的课堂和没有改革之前的课堂几乎是一模一样，除了走班，没有多大变化。这是不是我们这场改革设计的初衷呢？我想肯定不是。因为这场改革首先是要减轻学生过度的课业负担，其次是要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高位成长，然后是要能够顺应高校选拔，特别是985、双一流大学高质量办学和培养有创新潜质人才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在这场改革里，我们学生的角色在变，老师也在面临变化，但是课堂几乎没有变化。因为课堂没有变化，出现了一个令我感到十分痛心的事，那就是出现了所谓的“精准化教学”，“零洁癖”答卷，把对分数的痴迷、膜拜带进课堂教学里，并且演绎到极致。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
基本观点二：要关注新高考的操作诉求。
新高考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一种革命，这场变革已经撬动了我们整个基础教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被撬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面对出现的几个问题。
第一，配套的教师编制明显不够。新高考后，我们学生是选课走班的，由原来的大理、大文两个类别变成了可能有的35个组合。我们在现有存量教师的工作量的基础上，必须增加20%甚至30%的课时数。这个增量按现有编制教师无法承担的。
第二个，配套经费明显不够。在新高考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推出选课走班、一人一表，要推出高水平、小班化的教学。这样，成本自然就增大。如果我们还是沿袭原有改革之前的经费配套标准，就无法解决因新高考带来的新增课时费、加班费和其他教学成本的开支。
第三，配套场地明显不够。也就是说倡导学生个性化、选课走班以后，我们发现原有的规范化学校建设的标准，是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基于大班授课制的标准，而现有的体系以学生选课走班，需要大中小多类型的集中授课或自主学习的场地空间。这使现有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面临巨大的挑战。
当然在这个里面，我感觉最最大的问题是这一场改革和我们在80年代，特别是82年以后，当年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面对高考时的满怀豪情、充满崇敬不一样。我明显感觉到这次新高考改革的助力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改革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卡拉OK”，而不是在政府引导下的“黄河大合唱”，没有做到同唱一首歌。
基本观点三：要警惕新高考里面的功利陷阱。
第一，物理选考现象。浙江省2017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校招生选拔考试人数，大概是29万人左右。其中有多少学生，物理学科是从高一学到高三的呢？只有八万多人。2018届选择物理高考的人大概是6.1万，2019届选择物理不到3万人。物理选考人数锐减，说明什么？学物理的孩子，哪怕不是理科苗子肯定也是脑袋瓜子管用的。但是因为浙江的高考游戏规则，有一部分人不陪你玩儿了，以至于到最后你杭州二中多少人学物理、多少人选化学、多少人选生物，都成了兄弟学校争相打听的重要信息。为什么？就是为了通过田忌赛马的形式来引导自己学校学生选择选考科目，可以规避对方学校实力学科的优势。物理选考现象对浙江来讲不仅仅是学科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浙江人理科精神追寻的打击和挫伤，也必然会导致我们人才培养的自残。
第二，学科赋分现象。最近，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及选考科目考试成绩公布。但据媒体报道，有些同学反映自己的实际成绩与估分差距较大。11月27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回应称，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一年安排2次考试，考生可报考2次，选用其中较高1次的成绩。在刚结束的英语科目考试中，根据答卷试评情况，发现部分试题与去年同期相比难度较大。“为保证不同次考试之间的试题难度大体相当，浙江省招委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在制订评分细则时，决定面向所有考生，对难度较大的第二部分（阅读理解）、第三部分（语言运用）的部分试题进行难度系数调整，实施加权赋分。其他试题未作调整。”
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赋分的背后事实上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陈玉琨教授所说的，“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合理的，也就是新高考，但高考手段和内容这一块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内容就是指试题的质量和等价性，也就是说，这张试卷和另一张试卷的价值应该一样的。”
其二就是吃瓜群众纷纷追问的行政的法律赋权究竟是谁的？应该有什么样的程序？家长应不应该知道？既然高考是中国当下最公平的一种选才活动，那么分数的问题，话语权究竟又在谁？
第三，校园高复现象。比如说2018年浙江学、选考在11月1、2、3考完了，高三甚至高二的学生考完了以后，对于某一门学科是继续学还是不学，无法立刻做出选择，因为分数的发布是要在20多天以后，对孩子来讲至少有三个星期是高复期。老师不敢放，学生也不敢放，把之前的学习套路再走一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学生是一个生命的浪费。
当然这三种现象出现，我想就这次改革的设计者来讲是不愿意看到的。但为什么又恰恰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后面有这么一个逻辑：“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物理选考现象说到底就是分数为王，我要拿到最高分。浙江英语的这次“加权赋分”说到底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这对制度设计无疑是一个考验。
我们可以从2017年、2018年浙江省各个高分段的学生情况做一个分析。2017年600-635分有二万一千多人，每一分平均相差600人左右。2018年600-635分有二万八千多人，每一分平均相差800多人。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秘密，所以会花更大的精力去琢磨怎样把分数做大，于是分数的挤压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一分干掉一千人”也是一种常态。
其次我还有几点反思。
第一，高考改革要考虑国家意志与利益平衡的问题。因为高考设计的初衷是为国育才、为高校选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涉及到几个利益群体，高校、高中、学生、学生家长还有地方政府，所以在这几个利益群体的博弈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异化。其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到目前为止，高校还没有认认真真地根据三位一体、专业优先的要求进行招生的一种高位制度研究，还是用分来解决问题。
第二，高考改革要考虑课业负担与课务安排的问题。孩子一进入高中，明显感觉到课业负担重了，尤其对于学业成绩中等和中等偏下的孩子。以杭州二中为例，高一的时候，我们进行社团纳新，以往全年级500多人中报名合唱团大概有300多人。新高考以后只有100多人报名。我问家长和学生，他们都说没时间。还有一个课务安排。每年4月选考结束以后，只剩下语数英三门学科，课务安排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近两个月的高强度的备考，让语数英老师不堪重负！
第三，高考改革要考虑动力培植与平稳发展的问题。怎么让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感受到这场改革带来的积极意义？怎么让每个参与者既能够贡献自己的智慧，又能够分享到改革的红利？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这方面高位的思考和完善的制度。
第四，高考改革要考虑教师队伍与教育创新的问题。关于教师队伍，我感觉为顺应新高考的要求，我们的教师开始把更多地精力放在课程和课本的研究了，但是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变化。而就教育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是怎么通过新高考来引发我们回应和推进教育的创新与改革，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第五，高考改革要考虑高校角色与育人导向的问题。高校怎样选人？特别是用三位一体这样的机制怎样让哪些有灵性的孩子能飞的飞起来，会飞的飞得更高？
总而言之，我深切地感受到新高考的确带来了许多新的趋势，但是它还在路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