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头税”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西周末年，人头税开始萌芽，到了东周战国时期，秦、魏、齐几个强大的诸侯国都全面开始征收人头税。秦始皇统一六国，苛税猛于虎，人头税更是重中之重。这种以人口为基数来征税的方式，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年间。雍正登基后，一举废除这一制度，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施行“摊丁入亩”。至此，拥有2000余年历史的人头税，彻底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1.农耕社会的财政收入：赋、税、役
在古代，一个朝代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在农耕社会，商业并不发达，税收的基础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赋税的形式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即：赋、税、役。这三种形式的意义各不相同。赋，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为基础来征收的赋银，如丁赋，田赋等，指收的是钱。税，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征收的粮食，和今天意义不同。但赋赋和税有时候是通用的，俗称赋税。而役，是在赋、税之外另外征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劳役等。因此，人头税虽然被称为“税”，实际上最早是“赋”的一种。例如，秦朝时期，人头税被称为“口赋”，清朝时人头税被称为“丁赋”。
每个朝代，朝廷所收赋税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赋税比例最重。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秦收泰半之赋。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说，秦朝时期，农民要把每年收获的三分之二都交给朝廷。如此繁重赋税，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汉朝，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减轻农民赋税，施行“十五税一”，也就是说，朝廷收税的比例是农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汉文帝时期，以“轻徭薄赋”为理政纲领，施行“三十税一”，正是因为这个政策，汉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时期，国家赋税有了较大的发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缴定量的布匹或粮食，还必须无偿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条件殷实，可以用粮食或布匹来代替徭役，这就产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调制”制度，就是从此而来。
宋朝沿袭唐朝的税赋制度，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实行方田均税，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赋税，但却损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后被废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汉人征收的赋税比例并不高，约占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头税猛增，再加上天灾不断，才有了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视农桑，开始施行“四十税一”，再加上其他杂税，赋税比例大约不到4%，赋税比例低于历史任何时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复生产，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继承明朝的税制，康熙五十年开始承诺“永不加赋”。但因为土地和人口并不均衡，官绅和士大夫拥有大量土地而纳税少，百姓没有土地而纳税多，导致百姓不能承受赋税之重，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缓解了社会的矛盾。
2.细说人头税
人头税，顾名思义，是古代以“人”为定额征收的一种税。人头税历史悠久，不仅中国古代有，外国也有。例如，战国时期，秦国、齐国、魏国、赵国等大国，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人头税税种。只不过当时不叫人头税，而是叫户税或口赋。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为了战争军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国国民，上至贵族，下至贫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纳人头税。这和中国战国时期的人头税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说，人头税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种办法，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只考虑人头，并不考虑个人的承担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没有生产能力，再例如没有土地的农民也无法正常纳税。《淮南子》记载：
“头会箕敛，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书，人责其税。箕敛，似箕然，敛财多取意也。”
《淮南子》认为，秦朝时期按照人口来征税，朝廷就像拿着簸箕到民间去敛财一样，是一种讽刺。
所以，到了汉朝，对此做出了较大的改动。把人头税分为两种，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叫做“算赋”，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叫“口钱”。口钱的数额远远低于算赋。《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注引《汉仪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即，刘邦规定，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缴纳120钱的“算赋”，目的是为国家购买兵器和车马。其实，到了汉文帝时期，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每人每年减到30钱。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军事开支增大，又恢复到120钱。对于未满15岁的儿童，不论男女，在汉朝每年都需要缴纳20钱的“口钱”，后来也有变动，小于7岁的儿童不需要再交人头税。
汉朝时期的人头税，相比于秦朝，有了较大进步，因为考虑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同。并且，对于56岁（后来改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不收人头税，也是一种进步。
在动乱时期，例如三国时期，战争多发，人口流动和变动较大，若按照人头来收税，有较大难度。当时普遍采取以户为单位而征收人头税，又被称为“户调”。这种方法，也被后期战乱时期所通用。唐朝的时候，曾短暂地实行“两税法”，即按照田亩和财产的数量来征税，不对人头进行征税，只对名下的土地和财物进行征税，这算是一种进步。不过，宋朝的时候，又增加了“身丁”税，即20-60岁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税，但各地、各年龄的收税标准不同。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人头税。
元朝时期，蒙古人实行等级制度。对蒙古人，不收人头税，而是以马牛羊为基础征收税金；对汉人，则征收人头税。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虽然重视轻徭薄赋，但田税和人头税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间曾创造了“一条鞭法”，是赋税合并的一种进步。清军入关后，田赋和丁赋分别收取。到了雍正时期，正式废除人头税，开始摊丁入亩，把人头税折算在土地里面，是古代税制进步的体现。
3.雍正为何要废除人头税
清承明制，朝廷对百姓征收田赋和丁赋（人头税），也就是对土地和人口分别征税，康熙时期的税制是以明朝万历年间的赋役州籍为依据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关于是否增加百姓的赋税，朝廷上有了较大的争议，最终康熙决定“永不加赋”。
其实，“永不加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康熙时期，随着清朝灭掉南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清朝已经没有其他政权的军事威胁。但清朝若想以满洲人的身份持续统治中原，他们必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汉人百姓拥护。在政治领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谒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读书人的支持。而在经济领域，康熙则公布了“永不加赋”的决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诏：
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说，从康熙五十年以后，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长，田赋和丁赋的数额不再增加，让百姓安居乐业。
康熙晚年，虽然有了“永不加赋”，但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会矛盾十分凸显，这就造成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口增长过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渐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却没有土地，农民承担繁重的人头税，而因为没有土地，不能生产，所以无力负担。导致流民增加，盗贼四起，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第二，面对朝廷的赋税压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荒、逃税，不断有流民饿死沟壑，官僚阶级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不断巧立名目，将这部分的丁赋转嫁到其他农民头上，造成恶性循环。《清史论丛》评价曰：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宽仁”治天下，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对下征收重税，对上却少报人口，吏治腐败，朝廷收入锐减。
面对以上问题，雍正登基后，在康熙“永不加赋”的基础上，为了让朝廷得以正常运转，不得不千方百计实施赋税改革。最后，雍正决定推行“摊丁入亩”。即，免除“丁赋”，将“丁赋”加到“田赋”之中。因为人口虽然变动很大，但土地是不变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担赋税的能力，而那些穷苦百姓手中没有土地，则不需要他们再承担人头税。
因为“摊丁入亩”这项改革的本质，是把农民阶级的人头税强加到地主阶级的土地上去，因此触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员均不愿意执行此项改革。雍正利用严酷手段，迫使各地执行。到了乾隆登基时期，中原各地基本已经实现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了2000余年的人头税制度。
4.摊丁入亩的结果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田多者、有能力者承担朝廷主要税赋，使朝廷的收入增多。另外，不再收人头税，也就取消了人口的编审，底层劳动人民不再受人头税的束缚，相当于变相地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笔者针对雍正元年和乾隆元年，这13年内清朝国库存银和人口，做出下列图表，可进行比对：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雍正元年到乾隆元年，短短13年内，人口增长了294%，国库存银增长了650%，摊丁入亩这项赋税改革，功不可没。
5.思考和总结
“人头税”成熟于战国时期，终于康熙时期，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使2000年的人头税被废除，积极意义有以下三点：
第一，因为摊丁入亩，使贫苦农民不用再承担人头税，而官僚士大夫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田赋成为清朝税赋的主要来源，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对于促进社会生产，释放社会活力，缓和社会矛盾，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摊丁入亩让老百姓彻底摆脱了人口对家庭的压力，在此后的数年，人口持续增加。因为在农耕时代，没有先进的机械，人口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人口的增加，直接促成农业、手工业的大力发展，社会逐渐繁荣，促成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第三，摊丁入亩，是古代统治者对2000年来的赋税制度的成功探索。摊丁入亩的成功，解放了百姓的生产力，再加上康熙的“永不加赋”，让百姓对清朝统治者的拥护力度大大增加，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
《会典》曾评价摊丁入亩是“从古未有之善政也”，原文是：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甲派者，有丁从丁派者，一省之内，则例各殊。……至此始归划一，从古未有之善政也”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改革，摊丁入亩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这项改革是出自统治者增加税收、缓和社会矛盾的利益需求。其次，在摊丁入亩的过程中，原来的“田赋”大大增加，本质上和康熙的“永不加赋”相悖，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最后，摊丁入亩并没有解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地主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农民。农民为地主种地，地主为了获取最大价值，更大程度地剥削佃户，这种改革并不彻底。
但这些局限性，并不能否定“摊丁入亩”的历史贡献，总体来说，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的做法，是中国历史，乃至中国赋役史上的一次较大进步，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