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场雪降临长安城的时候，唐玄宗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冬天，似乎来得比较早。

这是大唐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日（741年10月21日），这场初雪，相比长安城的往年，提前了约38天。

唐玄宗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唐帝国在从618年建国后，持续100多年的暖湿气候，将以这场初雪作为标志，此后逐渐走入冷干气候，并掀起一场帝国的剧变。

随着开元盛世进入最后一年的尾声，寒冷的气候，也给北方游牧的契丹和奚族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他们开始频繁南下冲击大唐帝国的边疆，于是，就在这场比往年明显提早的初雪之后的第二年，大唐天宝元载（742年），40岁的安禄山被正式任命为东北边疆的平卢节度使，13年后（755年），在东北掌权多年的安禄山，将带领手下的兵士和契丹、奚族的叛胡，掀起一场几乎摧毁大唐帝国的动荡。

没有人意识到气候转型的隐性效应和巨大威力，但大唐帝国，即将因为气候转冷和诸多综合因素，逐渐走上毁灭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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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性气候循环中，曾经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分别是东周（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明末至清朝共四个气候冷干时期，而与之相对应，则是中国的王朝动荡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在天灾人祸之下、不断南下冲击农业民族领地。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看来，第三个寒冷期的分界点，如果仔细追溯，开元盛世最后一年（741年）的这一场明显提前一个多月的初雪，显然是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后，大唐帝国逐渐进入冷干寒冷期，尽管中间有短暂的暖湿回温，但并未改变此后整体的寒冷趋势。

▲中国历史的气温变化趋势

此前在隋末时期，中国气候在南北朝末年暖湿多年后，再次转入干冷时期，先是582年，突厥由于北方干冷天灾入侵，隋军组织反击，“士卒多寒冻，堕指者千余人”；到了589年，当年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到了600年，“京师大风雪”；609年，隋炀帝至青海攻吐谷浑，“士卒冻死者太半”；612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尽管隋炀帝滥用民力激发民变，但仔细考察隋朝末年的气候记载，可以发现，隋朝末年的气候明显属于干冷时期，以致来自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南侵压力增大，而内部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失措，种种压力叠加，最终促成了隋朝的灭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得益于此后持续一百多年的气候暖湿时期，加上李渊父子的经营，大唐得以逐渐平定四方势力，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帝国，这时期，荔枝在四川的多点广泛种植和进贡长安，是唐朝前期气候暖湿、帝国平稳安乐的重要表现。

对于大唐帝国这座暖湿的气候，多次吃过荔枝的诗人杜甫深有体会。就在戎州（今四川宜宾）的一次宴会中，杜甫写道：

“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对此，中唐诗人卢纶（739-799年）也对盛产荔枝的四川印象很深刻，在《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 诗中，卢纶写道：

“晚程椒瘴热，野饭荔枝阴”

由于毗邻关中地区长安城的唐代四川盛产荔枝，这就使得杨贵妃拥有了吃荔枝的可能，因为以当时的交通和保鲜条件，遥远的两广岭南地区的荔枝，根本难以保质保鲜的送到长安，所以当大唐帝国逐渐衰落以后，中晚唐诗人杜牧还感慨地回忆唐玄宗当年兴师动众，为杨贵妃进献荔枝时说：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吃得到新鲜荔枝的长安城，正处于气候暖湿期

实际上，由于唐朝前期气候温暖，因此有19个冬天，大唐帝国长安城，是不下雪的。

那时候由于气候温暖，长安城中还种植柑橘，而在今天，关中地区寒冷的气候，使得最低只能经受零下8度寒温的柑橘，早已无法适应生存。《酉阳杂俎》就曾经记载，天宝十载（751年），长安皇宫中的橘子树结了150多颗大橘子，唐玄宗为此还吩咐将他们都分送给大臣们。

但大唐帝国的气候正在逐渐逆转，以梅花为例，唐代的长安和华北、西北一带广泛种植梅花，诗人元稹就曾经在和好友白居易游览曲江池后，赋诗《和乐天秋题曲江》：

“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

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梅花最低只能经受零下15度的寒温，在安史之乱前暖湿的气候中，梅花开遍了长安城，但随着气候的逐渐转冷，进入五代十国两宋的寒冷期后，到了北宋时期，北方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梅花了，以致大才子、江西人王安石曾经写诗笑话说，北方人到了南方，第一次看见梅花不认识，还以为是杏花：

“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拥有荔枝、柑橘和梅花的大唐长安城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即将因为气候的逐渐逆转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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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候学家推算，大概在公元650年的唐朝初期，至中唐时期的公元800年，这一时期唐朝的平均气温，约比今天高1.2摄氏度；公元800年以后，唐朝总体平均气温低于现今平均温度，其中在唐朝末年的公元880年，更是比今天低了0.6摄氏度。

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人，没有现今记录气候的先进技术，但他们从长安城不断提前来到的大雪中感受到，气候，确实明显变冷了。

而在冷湿气候的不断加重下，自从东汉初期王景治理黄河后，已经相对平静了700多年的黄河，洪水泛滥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

以公元741年的这场早到一个多月的初雪为标志，唐朝的气候开始逐渐进入了冷湿时期，由于降水不断增多，加上人口剧增、砍伐森林、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多重作用，到了唐朝中期以后，黄河泛滥的次数日益增加。

根据史料统计，在唐朝初期的7世纪，黄河的决溢是6次，到了中唐时期的8世纪是19次，到了晚唐时期的9世纪是13次，在冷湿气候降水增多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黄河在唐代明显进入了泛滥期，其中从公元746年到905年，黄河大概每10年就会决溢一次，对此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人孟郊（751-814年）就在《泛黄河》中写道：

“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

积雨飞作风，惊龙喷为波。

湘瑟飕飗弦，越宾呜咽歌。

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

诗人刘禹锡（772-842年）对于频繁的河患也印象深刻，为此他在《浪淘沙》中写道：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进入唐代后，黄河在气候变化作用下，泛滥加剧

频繁的河患使得大唐帝国疲于奔命，但唐人不知道的是，气候之手的运转，正在逐渐摧毁大唐帝国的国运，与冷湿气候导致降水增多、黄河频繁泛滥相对应，在东北的边疆，冷湿气候导致的频繁大雪和自然灾害，也使得游牧的契丹和奚族不断南下入侵掠夺物资。

帝国的东北边疆压力不断剧增，与此同时，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则倚靠着东北的局势不断增加势力，到了安史之乱前夕，在东北边疆拥兵20万的安禄山，已经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尽管不断有人提醒唐玄宗说安禄山可能叛乱，但唐玄宗都置之不理。

于是，就在大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农历十一月，借助大唐不断转冷的冬天，安禄山带领着15万不同民族的骑兵、步兵从范阳起兵造反，从而掀开了此后改变大唐国运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的序幕。

到了天宝十五载（756年），唐玄宗在安史叛军的凌厉攻势下仓惶逃亡四川，史书记载说，这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已经“霜风振厉，（朝臣们）朝见之时，皆有寒色”，看到大臣们农历九月就已被冻得瑟瑟发抖，唐玄宗于是下令改变旧制，允许朝臣们穿着衣袍上朝。

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741年提前到来的初雪开始，大唐帝国的平均气温，大概比此前的一百年下降了1摄氏度，在农业时代，不要小看这小小的1摄氏度，它的结果就是造成北方严寒，对草原等植被造成损害，从而导致牲畜承载能力降低、人地关系不断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畜牧业难以维持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不断南侵。

葛全胜等气候学家则认为：“安禄山所辖三镇（平卢、范阳、河东）由于地处中国农牧交错带，其农牧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极端敏感，当季风强盛，雨带北移，所辖区内雨水丰盈，农作有依。反之则旱灾连片，农业歉收。天宝年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干湿变率明显偏高，旱灾频发，导致民众生存环境持续恶化，这可能使得安禄山得以借口中央政府赈灾不力而公开反叛朝廷。于是羁縻于幽州、营州界内无所役属的东北降胡甘心受其驱使，南下为祸中原。”

到了763年，尽管安史之乱平息，但大唐帝国的气温也在不断缓慢下降，史书记载，765年正月，长安城“雪盈尺”；766年正月，“大雪平地二尺”；767年十一月，长安城“纷雾如雪，草木冰”；769年夏天，长安城“六月伏日，寒。”

就在这种气候不断逆转的寒冬中，诗人杜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在临死前一年的769年，诗人杜甫流落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起初，他以为潭州并不下雪，还高兴地写诗说：

“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但实际上，当时就连长沙也不断大雪了，于是到了769年冬天，杜甫又写诗说：

“朔风吹桂水，大雪夜纷纷。

……烛斜初近见，舟重竟无闻”

“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

随风且开叶，带雨不成花。”

在南方，大唐帝国不断转冷的气候加上病困，最终彻底击倒了诗人杜甫，就在到达长沙后的第二年，公元770年，杜甫最终死在了由潭州前往岳阳的一艘小船上。

盛唐最后的荣光，最终也死于严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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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不断转冷的气候，唐德宗也感觉到了异常。

贞元年间（785-805年），唐德宗就下令将唐朝此前定下的月令“九月衣衫，十月始裘”提前一个月。

随着气候的转冷，部分原来分布北方的野生动物，也在不断退却。在唐代以前，犀牛是曾经广布中国北方的大型哺乳动物，然而随着人类的猎杀和森林的砍伐减少，加上气候的转变，犀牛从中唐时期开始，已经难以在北方见到了。

于是，位处今天东南亚地区的环王国，特地向唐朝进献了一只犀牛，对此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就曾经在《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诗中写道：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陕西三原唐献陵的石犀

曾经北方地区平常之物的犀牛，如今转眼成为了蛮夷进献的珍稀野兽，但就是这只犀牛，也难以抵挡长安不断变冷的冬天。到了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唐德宗“甚珍爱之”的这只犀牛最终被冻死，那个月，长安城内“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

值得关注的是，796年的记载中，关于竹子被冻死的记录也不可忽略。在唐朝的中前期，由于气候相对暖湿，因此中原地区仍然存有大规模的竹林，唐朝甚至设有专门的司竹监管理竹林事务。但随着气候不断转冷和人类滥砍滥伐，到了北宋初期，由于当时竹子在北方已经难以存活，大规模竹林在北方更是趋于消失，最终，司竹简这个政府机构，也在北宋时被撤销。

喜欢暖湿气候的动植物在北方不断退却，反映的正是唐朝时气候不断趋于变冷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诗人白居易写下了《放旅雁》：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

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

酷雪寒冬，大雁觅食艰难饥声动人，与此同时，因为气候转入冷湿、天灾频发、国力虚弱的大唐帝国，内乱也持续不断。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由于洪水泛滥过后，“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在饥荒、瘟疫和军需物资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唐军内部爆发了王元振之乱；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由于大旱过后蝗灾爆发，以致“米斗千钱”，此时唐朝中央又征发河中地区兵士讨伐吐蕃，由于军需没有到位，于是士兵们又发动河中之乱。

在这种气候转变，导致灾害频发，加上唐朝中央国力衰弱、赈灾不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唐朝的内部动乱不断演化，到了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镇士兵被征发前往平定藩镇叛乱，但结果唐朝中央由于财力困窘，却没有好好招待，以致泾原镇士兵一怒之下攻入长安，唐德宗不得不狼狈逃出长安，史称泾原兵变。

而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明显的黄河中下游、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兵乱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从850年到889年，伴随自然灾害的不断增加，唐朝的兵变也不断发生，这一时期，唐朝共有多达26次兵变发生，这里面，都有着气候变化的推波助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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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冷湿气候与冷干气候的交织影响下，大唐帝国在河患严重之外，旱灾和蝗灾也相继而起。

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唐朝的蝗灾开始明显加剧，其中公元783-785年连续三年大蝗，836-841年连续六年大蝗，862-869年连续八年大蝗，875-878年连续四年大蝗。

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控、蝗灾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由于唐朝政府财政拮据、克扣兵士，长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超期服役却不能返乡，随后发动兵变，并拥护粮料判官庞勋为首北归，这支叛变的军队在抵达淮北地区时，刚好碰上江淮流域连续多年蝗灾，加上当时再次水灾，“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由于水旱蝗灾并起，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灾民纷纷投靠庞勋的部队，使得庞勋的军队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万人，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也在蝗灾的助力下迅速扩散。

庞勋失败后，唐朝境内的蝗灾继续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面对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唐朝的官僚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蝗虫全部自己绝食，“皆抱荆棘而死”了，为此，当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上苍有灵。

面对当时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蔓延的局势，当时有百姓向唐朝的陕州观察使崔荛哭诉旱灾、蝗灾之巨，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然后将请求赈灾的百姓暴打一顿了事。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相继侵袭，唐朝整个官僚集团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于是，整个唐帝国内部，人民开始“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晚唐时期的蝗灾高发，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当时，唐末气候寒冷导致旱灾频发，而位处今天山东地区的郓州、曹州、濮州，由于靠近黄河“河泛、滨湖、内涝三类蝗区兼有，是理想的蝗虫发生基地”，这就使得这一地区在气候变化的干扰下受灾尤其严重，于是，就在蝗灾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今山东鄄城）领导发起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他的余部又继续投靠黄巢。

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对此，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讨伐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虽加讨逐，犹肆猖狂。”明确指出蝗灾正是直接激发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旱灾、蝗灾频发，其根本原因，正是气候变化的推手所致。

到了884年，黄巢之乱最终被平定，但几乎纵贯中国南北，从山东一直打到广东、又转入陕西、占领长安的黄巢军队，也使得在唐末一度出现宣宗之治（847-859年）、原本略有回光返照的大唐王朝，转入了彻底的动荡和衰败，此后，藩镇割据更加肆无忌惮，人民四散流离，帝国哀嚎之声不断。

在这种气候变化和人为动乱的交织作用下，咸通八年（867年），也就是庞勋起义的前一年，终于考中进士的诗人皮日休，也在帝国的哀嚎声中，无意中碰到了一位以捡拾橡果谋生的老妇人，在《橡媪叹》中他写道：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

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

几嚗复几蒸，用作三冬粮。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

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在人民生路日益窘迫的艰难中，诗人皮日休最终出现在了黄巢的乱军之中，公元884年黄巢兵败后，皮日休最终不知去向。

在皮日休的晚唐哀歌中，大唐帝国关于气候寒冷、“米斗钱三千”、“人相食”的记录也不断见诸于书，到了唐朝的倒数第二年（906年），这一年闰十二月乙亥日，史书记载洛阳城中在“震电”之后“雨雪”。

第二年，公元907年，原本为黄巢部将、后来投降唐朝的野心家朱温，最终以武力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并改国号为大梁。

在气候之手的冥冥作用中，大唐，彻底陨落了。

参考文献：

张文木：《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3月刊

马亚玲等：《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