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两黄金抢运入台，成为蒋介石寄望东山再起的本钱。然而再多的黄金也挽回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人心。
序幕
1948年11月30日晚，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进上海外滩，连绵霓虹灯影，陡然化作肃杀静谧。
戒严的同时，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被“紧急动员”到外滩码头待命，一直等到凌晨1点才开，却又没有立即出海，而是驶向了中国银行码头。在那里，挑夫们扛着木箱，从滇池路银行侧门出来装船。
根据运出地点和木箱吃重，水手们知道了那是黄金。但他们被告诫“不要问是什么”。
紧急戒严、深夜密运黄金的背后，是一个政权在短短三年间，从巅峰急跌至分崩离析的窘境与焦灼：淮河两岸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正重演东北决战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黄维、黄伯韬两主力兵团已全军尽墨，当天，解放军又紧随杜聿明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军事失败之外，国统区1948年8月发行的金圆券，三个月后已经贬值500倍，在“转过一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失控与混乱中，许多上海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
政权行将崩塌，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
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10月9日，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民党军队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急着要把原存上海国库的黄金，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退往台湾，从上海分批运送到台湾的巨额国库黄金，便因缘际会成为蒋介石另起炉灶“建设台湾复兴基地”、俟机“反攻大陆”的资本。
“本钱”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早在1946年视察台湾时，蒋就注意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工业体系，并发现台湾是“未被中共渗透的净土”。因此，当大陆败局渐明时，蒋最终在西康、海南、台湾三个撤退方向中选择了台湾。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后，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而言，国库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之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
1948年，金圆券崩盘，上海市民抢购黄金
“全民公敌”
意外的是，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申报》就登出了简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维恩发表于《字林西报》的报道。该报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启运当晚，乔治·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乔治·维恩进而推断国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乔治·维恩没有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于是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判处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得释放。
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1949年1月，因李宗仁逼宫，蒋介石下野
抢运
1949年1月1日，50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1月10日，又有10万两黄金悄然运离上海。
此时，淮海战役中，国军完败，内外交困中，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时任国军联勤总署军需署长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蒋介石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最终，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万银元、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不过，1月10日、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绝密战时金库。
密约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由这份草约，“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这是蒋不想摊在阳光下的秘密军费，用以购买支撑内战所需的枪炮弹药。
“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纪录。”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
黄金草约同样消失无踪。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这批档案中。
不过吴兴镛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然而，吴嵩庆生前同样疑问纠结：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到台湾后，老上司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天天变地方，总数兜不起来。”董德成说。
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100万两。
辗转追寻“黄金密档”多年的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台湾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称，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后来倒戈投向共产党的国军第一战舰“重庆号”上，存有28万两黄金，或许正是那批失踪黄金。
暗战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
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终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上海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湾。
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300.4万两。
刚摆平刘攻芸、如愿运出黄金，2月8日，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中央银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廿万两而已”，蒋介石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
争夺
1949年4月南京失守，李宗仁黯然离去。
李离去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金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黄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黄金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
而汉民轮更迟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起锚。
此后旅程看似一路风平浪静，然而负责秘密押运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离乱中的黄金船，终究有人经受不住“闪闪发亮”的诱惑，汉民轮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
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总共八个还是十二个”，四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直至靠港。
同样的觊觎，也发生在1949年8月从鼓浪屿运送12.5万两黄金前往台湾的“锡麟轮”上。当年厦门海关署工作人员孟昭年，在船上亲眼目睹了一名偷盗黄金的军人被抓获。带兵的军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员、军人到甲板上观看，并警告“偷黄金就要枪毙”，然后一枪打死了偷盗者。
台湾生与死
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直奔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把人民币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至此结束。
台湾那头，俞鸿钧于1949年6月15日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
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去了就换到，人心就安了。”时任“央行”副总裁徐柏园的女儿徐林秀说。于是，新台币币值稳定了，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国民党政权“一个大乌龟带了很多小乌龟，漂洋过海光屁股过来”的印象，由此改变。
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进而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丁雯静考证，国民党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100万两黄金，九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
因此，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回忆录中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台湾经济起飞，这批运台黄金功不可没
血泪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回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总计108万两。
此前，由厦门鼓浪屿秘密战时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介石事实上的“小金库”。吴兴镛从父亲吴嵩庆生前日记中看到，蒋常用这笔钱应付一些额外需要，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等——台湾有名的《联合报》，其创业资本也是从这笔钱里划拨的。
对这个“小金库”的存在，陈诚也颇为不满。“从父亲日记里看到，陈诚对他‘颇有微词’，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吴兴镛说。
此外，俞鸿钧和周宏涛等人也不断提醒蒋，这笔黄金不是国民党私产。
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5月，四名台湾“民代”视察台湾乌来山区文园金库时发现，当时台湾“国库”黄金总数1362万两，其中108万两为大陆运来，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
而黄金密运一事，也便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密运的吴嵩庆等人，都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