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提议并且主持创立了中共史上第一个情报和保卫机关，即我们所熟悉的“中央特科”，特科创建之初，在危机四伏的上海困难多多，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叫做杨登瀛的人，改变了这个局面，杨登瀛并非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他是中统一名特工，作为党组织的敌人，他怎么会帮助我党呢？请各位细细看来。
杨登瀛背景，他是如何发迹的
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1893年出生，18岁时曾前往日本留学，归国后为日本企业服务，因为这个经历，他成为了一个拥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日本通”，1924年，杨登瀛参加了国民党，当时他的思想是比较左倾的，因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有着不少的朋友，陈养山是我党秘密党员，1925年末，两人在上海相识，当时还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爆发后，杨登瀛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气愤，说了不少坏话，有人听到了，就将他关进监狱，不久，经蔡元培等人相救，杨登瀛出了狱，杨剑虹是青帮中人，和杨登瀛是老乡，两人在早些年间相识，192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央调查科，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统”前身，当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调查科。
为了更快的打开局面，他们找来青帮要人杨剑虹，要他担任调查科在上海的特派员，调查科创立之初，人手很少，杨剑虹知道好友杨登瀛出狱后，就将他拉了过来，让他做自己的副手，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而自杀，徐恩曾时任调查科长，知道杨登瀛是杨剑虹的副手，并且知道他与上海诸多组织有着好的关系，因而便提议杨登瀛接替杨剑虹，成为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
杨登瀛执掌中统在上海的大权后，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的将工作局面打开，因而中统那些国民党人对他很是信任，徐恩曾对于杨登瀛，更是拉拢，他多次与杨登瀛谈心，并且很大方的告诉他，要他放手干工作，中央（陈果夫兄弟）是支持他的。
杨登瀛如何为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很少人知的是，杨登瀛其实已经和我党有关系了，在杨登瀛任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前，就找到了好友我党秘密党员陈养山，听听他的建议，当时杨登瀛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其实这也是他为自己找后路，陈养山将此事告诉陈赓后，周恩来也知道了，他认为，虽然杨登瀛的政治立场不是太坚定，但是我党能在中统安插一个大特工，这实在是有利无害，就同意了杨登瀛的要求。
杨登瀛从此就成为了一名“双重间谍”当然，杨登瀛还是要偏向我党，因为很多情报，都是他先拿给我党看，然后再由我党负责人挑选后，送到国民党中统处，因为杨登瀛在上海各方面非常有关系，因而在杨登瀛的帮助下，我党中央特科迅速在上海打开了局面，先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巡捕房，都建立了关系。
中央特科由此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做的很是出色，上海的一草一木，都逃不过特科的眼睛，可以说，这一切，杨登瀛在其中是做了不少贡献的。
杨登瀛都救了哪些重要人物？
杨登瀛在当双面间谍期间，也曾参与营救了我党许多重要人物，192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澎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五人在开会时，突然被巡捕抓走，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震惊，陈赓找到杨登瀛要他查查怎么回事。
杨登瀛不久就带来消息，有叛徒，这个叛徒就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得知这个情况，周恩来迅速派特科的“红队”，将白鑫处决，为党解决隐患，经过此事，周恩来认为，杨登瀛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因而他特地派了两名共产党员与杨登瀛单线联系。
在此后的几年里，杨登瀛给中央特科送去了大量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有叛徒报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行踪，准备出卖他，杨登瀛立刻将消息告诉陈赓，经陈赓指挥，叛徒及时被处决，李立三的安全得到保障，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准备出卖党内重要文件，杨登瀛将消息告诉特科，特科及时将其处决，同年11月，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周恩来得知后，告诉了杨登瀛，要他设法营救，经过杨登瀛在其中的周旋，任弼时被捕一个月后，就被释放。
1931年，中央委员，共青团书记关向应在上海被公共租界逮捕，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重要文件一同被搜走，杨登瀛得知后，迅速找到了租界巡捕房的负责人兰普逊，兰普逊与杨登瀛的老相识，经过杨登瀛在其中说合，几份重要文件被带走，关向应的身份也得不到证实，最终被无罪释放。
在上海这几年，杨登瀛除了营救中共重要人物外，他还帮助特科做了很多别的事，譬如安插“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将他们送到中统的各个要职，钱壮飞就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正是他的存在，使得党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争取了时间，避免了党的大损失。
顾顺章叛变，身份暴露，他后来如何？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后叛变，他将杨登瀛的身份供了出来，当时让陈果夫兄弟和徐恩曾更是震惊的是，没想到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党员，为了不惹蒋介石的不高兴，他们一起将此事瞒了下来，杨登瀛被捕后，坚决不从，陈赓曾多次对他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后来，钱壮飞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杨登瀛在被关押半年多后，经好友相助，被释放，徐恩曾还给他安排了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从此，杨登瀛便结束了自己的特工生涯。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登瀛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有害人民的，而且还帮助了共产党，因而选择留在大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杨登瀛没有前去登记，事后被查了出来，逮捕到南京人民法院受审，在法庭上，杨登瀛说出了自己的过去。
“我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1928至1931年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行动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有关人员躲避。曾救过周恩来、陈赓、任弼时等人。后因叛徒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遇到过后来被捕的陈赓，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要求陈赓出庭作证。”
南京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对此事很是看重，写信给陈赓，陈赓回信对杨登瀛的话进行了证实，之后杨登瀛被南京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年，当场释放，当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对杨登瀛进行了证实，他说“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当时杨登瀛家的生活贫困潦倒，甚至一度摆摊为生，后来，经陈赓提议，政府每个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文革期间，杨登瀛被刁难，有人让他提供陈赓，伍豪（周恩来在上海时期的化名），陈养山等人的罪状，杨登瀛坚守住了自己内心的良心，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写“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呢！”
1969年，杨登瀛因病去世，临终前，他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此事，最终得到了尘埃落定，1975年12月底，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但是他靠着仅存的意志，叮嘱了时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他说“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为此，他还特地提到了杨登瀛的名字。
结语和感悟
历史沧海横流，浩浩荡荡，我们如今有安定的生活，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当年白色恐怖下，有多少人依然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没有等到胜利那一天，就已经牺牲。
我们今年怀念，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时间会抹去一切不重要的，会被遗忘的事，但是无论如何，请我们一定不能忘了，那些革命先驱们，我们所厌恶的今天，是他们一直都在期盼的充满着希望的明天。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时隔百年来看，这句话依然没有过时，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着高尚的信仰，执着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