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生，有过逆境低谷，也有过顺境高峰，只是无论外界如何变幻，他始终没有被同化被改造。在不完满的人生中保持清醒，坚守自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一、逆境中不乱于心
不乱于心，其实是人与外界的斗争，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外界的纷扰和诱惑有时会让人失去理智，失去梦想，失去初心，甚至可以毁掉一个人。丝乱犹可理，心乱不可治。在混沌中保持清明，保持独立，是一个人如何在世界中自处的关键。
而来自外界的“乱”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磨难和打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逆境。
在那段特殊时期，季羡林由于挺身而出反对当时北大的当权者，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残忍的迫害。
后来他回忆时说那段时期国家和个人的前途都十分渺茫，只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那么一点微弱但却极其诱人的光芒，支撑着他。
这种“光芒”是什么，季羡林没有具体说明，但想来应是他的信仰和理想。而信仰和理想是人们在乱世中保持心不乱的关键，心定而心静，不定则乱。
据季羡林的学生回忆，1969年，季羡林和一些学生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接受教育。年近60的季羡林顶着凛冽的寒风，跟着人们挖土挑粪，晚上睡在满是跳蚤的床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位学生听到季羡林在低声吟诵雪莱那句著名的诗：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季羡林曾说过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管是对于自身际遇，还是人类的前途。逆境中不乱于心需要保持独立与清醒，也需要始终相信黑暗之后会迎来破晓。
经过几年牛棚生活，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在北大东语系办公室担任一个小门房。没有恢复教学工作，更无人敢拜访，对此季羡林倒是悠然自得，认为这种无人打扰的闲适时光倒是不错。
既然无法回到讲台，季羡林打算干起自己的老本行翻译工作。当时，季羡林认为自己“这种人”翻译的书籍是不会被出版的，简直是在做“无益之事”。
不过季羡林却对这“无益之事”十分热衷，后来他回忆时说这是特殊时期让他最畅快的事。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翻译出了印度经典史诗《罗摩衍那》，这也是至今为止除了英译作之外的唯一外文译本。
心静则智生，心乱则愚起。季羡林在这段黑暗的日子中依然坚守自我，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考。
二、顺境中不乱于心
顺境，这是来自外界“乱”的另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时候在顺境中保持清醒比在逆境里还要难，困难可以抗争，诱惑却会令人迷失。残酷的磨难可以打败人，但也能激发人们的斗争精神。而顺境的“和平演变”却是一点一滴入侵你的意志，等你发现，却为时晚矣。
那段时期结束后，季羡林不仅恢复职位，还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1999年12月9日，在季羡林的寿宴上，宾客们纷纷盛赞季羡林的品格和学问，说他是“明灯，是“太阳”。到季羡林讲话时，他说众人刚刚的赞美说的并不是他，他只是一个尽本分的学者罢了。
2005年，季羡林的学生决定把关于恩师的回忆文章编成文集，以此纪念恩师。在这本文集的《编者前言》原稿中介绍季羡林的文字里有“北大唯一终身教授”、“大师”、“国宝”等字眼。
季羡林对此十分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在专属学术领域是有些研究，但闲时写的那些散文在真正的文学大拿面前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这“家”那“家”的。他说外人不了解，但他的学生还不理解吗？要实事求是不要吹捧。
后来学生们遵从恩师意愿将文集前言修改了三遍，季羡林才同意。
有人建议将季羡林和一些领导的合照收录书中，好让文集更显“分量”。而季羡林本人对此十分反感，他认为这些行为与文集内容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借故抬高自己身价，坚决反对。
不仅如此，季羡林还对新书发布会颇有微词。不过出版社坚决要开发布会季羡林也不好阻止，毕竟出版社也要营生。但他对于新书发布会提了几条意见：不要请领导站台，不要放他和领导的合影，不要高调放关于他的纪录片。
后来，他更是亲自出来“辞”去外界给他的美名，诸如“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等。
季羡林很反感这些高帽子，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和国学又有何干系？至于所谓“泰斗”、“国宝”，更是避之不及。摘掉了这几顶桂冠，季羡林调侃自己这是恢复自由之身，深感放松。
季羡林曾经在文章里说过：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
季羡林不仅失意之时坦然，得意之时也十分淡然。在逆境和顺境之中都保持清醒，不乱于心。不因为残酷挫折失去本心，也不会因为荣华富贵失去初心。
三、不困于情之宽容世界
不乱于心是人与外界的斗争，而不困于情是自我的斗争。而人与自我的斗争是源于个人思想的矛盾。人活一世，许多烦恼和痛苦往往是由于自己的执念引起的。
虚荣、妒忌、悲伤、抑郁、猜忌、仇恨等等，这些情绪感情都是无可避免的人性，但我们可以有所克制和选择。这就要求人们与内心深处的黑暗消极的念头作斗争，不耽于情，不困于情。
那段时期结束后，季羡林不仅恢复职位更是官运亨通，当时迫害过季羡林的人皆是战战兢兢，担忧会遭到报复，但是季羡林从未报复过任何人。
对此，季羡林坦言自己也有情绪和感情，并非大圣人，只是他认为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无论站在哪个立场都是受害者。倘若自己处于那个位置，并不敢说就会比别人做得好。
虽然季羡林说自己并不是宽容的圣人，但他的所作所为便足以证明他广阔的胸襟。
在那个时期，他被自己的学生审判甚至动手；被同乡用难听的家乡话辱骂；自己的书稿论文被毁掉；被人拿着车链子抽过脸颊……在遭遇了这么多非人的折磨后，他没有被仇恨蒙蔽，他仍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的心智和品格从未被磨灭。
1998年，季羡林将关于那段时期的回忆录《牛棚杂忆》公诸于世。在这本书里，季羡林用反讽调侃的文字来描写那段黑暗的时光，有些桥段甚至都可以说是“幽默十足”了。
在这本回忆录里，他将自己进牛棚形容成进大院，对于一些小的审判会他调侃自己作为身经百战的孙大圣对此看不上眼，若是给这些小型审判会打分定批个不及格。幽默代替苦难，让人阅读时哭笑不得，却更觉悲凉。
季羡林说自己写这本回忆录并不是为了“秋后算账”，他写这本回忆录一是为了“抒发愤懑”。
他认为当年被迫害的人们怎会毫无怨言呢，避而不谈只会让仇恨越来越深。他认为这对社会建设和受害者心理都十分不利。既然是错误那就要开明布公说出来，在阳光下晒一晒，抖去这陈年伤疤上的阴霾。
二是为了记录历史，谨记悲剧，避免重蹈覆辙。
仇恨和愤怒有时会让人陷入极端，走入死胡同。若是一直陷在这样消极的情绪里，反而会伤害自己。不困于情，首先是要和世界和解。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要学会铭记，但要放下仇恨，这样才能更好地往前。
四、不困于情之宽恕自己
许多善良，或者要求完美的人会十分苛责自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的困境。
在当今世界，人们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下，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是岌岌可危。据统计，世界罹患抑郁症人数已超三亿，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超脱境界，看似是圣人标准，但却是拯救人们心理健康的一剂良药。季羡林曾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放下执念，万般自在。
特殊时期开始时，在听说了昔日同僚及朋友先后离世的消息后，季羡林曾经想过一了百了，“自绝于人民”罢。由于季羡林常年精神衰弱，头疼失眠，所以他身边常备安眠药，他决定像第一位北大汪教授那样服用安眠药来结束自己。
戏剧的是，在他准备揣着药出门时，被人找上门了，嚷嚷着让他去接受大家的审判。
这是年过半百的季羡林遭遇的第一次伤害，在这场经历中他被辱骂被殴打，被群众拿着石头等杂物投砸。如此惨烈痛苦的经历，没想到却救了季羡林一命。
经过这次，季羡林打消了自尽的念头，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能承受这样残酷的审判，经此一事，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如就勇敢地活下去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份向死而生的豁达与从容着实令人敬佩。只是这个决定在后来的日子曾经困扰过季羡林。
季羡林在1992年写下《牛棚杂忆》，此时已经过去了16年。这16年季羡林一直在思考和反思这场浩劫。他曾经想过为什么当时自己没有自杀，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以死明志，自己却做不到？没有自杀，说明自己的人格不过硬，是在苟且偷生，配不上“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文人风骨。
甚至他对于在中国抗战时期自己却在千里之外求学，没能与同胞共赴国难的经历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实在可耻。他曾经幻想若是再发生一次战争，自己定会奋战杀敌，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季羡林陷在这样的困顿与烦恼中。后来季羡林渐渐与自己和解了，不再苛求自己，攻击自己。
他明白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个人能阻止的，陷在无意义的情绪只会自我折磨，记录和反思才是他这类经历者最应该做的事。所以后来他写了《牛棚杂忆》，不为报复不为算账，只是为了当面镜子，希望能警醒后人。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本就充满颠簸和挫折，尽人事知天命便可。不困于情，不钻牛角尖，从容坦荡，宽恕自己，解放自己。
季羡林曾经写过长寿之道，不过是始终保持心态平衡和情绪稳定。简单而朴实的一句话，但却道尽人生真谛。修身之道，正其心，诚其意。在于不乱于心，保持清醒，保持独立，宠辱不惊；在于不困于情，放下执念，顺其自然，豁达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