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社会很多传统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严格意义上来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天下观而没有国家观。
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认识他们所想象的世界，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文明长期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曾经以辐射圈的 效果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切都助长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华夷观念的形成。
国家观念的变化
在中国长期的思想观念中，认为中国是宇宙天下的中心，华夏为中心，四方为蛮夷。所谓 “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 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从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已经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在这种思想中，华夏民族完全处于 一种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权威地位中。
因此，在传统观念中，中国即等于华夏，而周边所谓蛮夷之国，必须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华夏中国进行臣服，这种强烈的优越感使封建统治者总以“天朝上国”而自居。
在天朝上国的氛围中， 统治者对四方蛮夷根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未受教化的，当然对他们的一切也都抱着鄙夷的态度。这种观念在鸦片战争爆发时还继续存在。
如当时有些官员认为，西方人腿长无力， 只能用布缠裹，不能奔跑；他们的眼睛是蓝的， 害怕日光，中午是不敢睁眼的。
曾有一位周姓的御史说，”大黄和茶叶都是西方人不能缺少的东西，数月不吃，就会眼瞎肠塞，西方人就不能活了。所以只要断绝这两种贸易，就能掌握西方人的命脉“。
不仅如此，连以虎门禁烟闻名于世的林则徐也认为，中国占尽物资上的优势，只要掌握好了 尺度，就可以用茶叶、大黄等物品制约西方人。
当时被公认为开明之士的内阁中书梁廷楠也认为：
”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 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
可见，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王朝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封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们眼中所不屑一顾的“蛮夷”了， 还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而经过鸦片战争的惨败，对国人长期以来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清醒过来，重新定位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批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华夏弱、外夷强的现实，认识到原来鄙夷的外夷有着许多的长处，因此开始提出了 “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向西方学习的观点。
在这样的转变中， “天朝”逐渐向 “中国”转变，根据道光年间外交史料编纂情况来看，在道光十年（1830 年）至二十年之间，“天朝” 一词使用的依然比“中国”一词多，道光二十年后，中国一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加。
这种词语使用的变化也可以表明清朝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万国 中之一，说明清朝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意识，向近代的国家观进行转变，并且这种思想的转变是 充斥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
诚如列文森指出： “近代中国思想史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 ‘天下’成为 ‘国家‘的过程。”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 “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形成。
文化教育的变化
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思想也非常丰富。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孔子这样伟大且对世界影响都非常深远的教育家，也有一大批教育的著作。
对于统治者来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塑造人才、评价人才的标准体系。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前代教育思想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前面任何一个朝代。
顺治十二年（1655 年）谕令中：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李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 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文教事业是大力提倡的，因此到了乾隆年间，清朝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超过了前朝。
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直至发展到清朝鼎盛时期都有一个特点一直没变，就是致力于伦理化的人才教育方式，所谓“六艺”育人、礼、乐、 射、御、书、数，从诗经开始学起，直至从各方面把学生培养成忠君爱国的，具有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人才。
为了配合这种需求，从唐朝开始 的科举选官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并且通过在明朝实行的八股文使得这种教育得到了强化。
总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不难发现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数都会在理论的表达上更擅长一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会有大批的文学家、政治家的诞生。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失败，人们渐渐发现空谈文学、 政治并不能挽救中国惨败的事实，军事上的失败实际上也暴露出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的差异，以及在中西不同教育观下培养出的人才在 适应近代化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鸦片战争后，形成了一批 “经世派”学者。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 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也是封建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信条，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 这种思想会有一定的变化。
其中最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他们在教育方面，抨击科举使“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由此经世派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他们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在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之外增加西方的“长技”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近 代向西方学习之路。其中魏源曾经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
在此之后，到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创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这些学校不再为科举考试培养后备军，而 在教育内容侧重于“西文”“西艺”，并且在教学的组织形式上，这些新式学堂还仿照西方实行了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度。
可以看出在洋务时期的教育中，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都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可以说虽然在鸦片战争后，改革派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张，但很多只是一种思想，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学”的主张才成为现实。
所以说，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是从洋务教育开始的。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式教育下培养出的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教会学校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遍及全中国。这种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 在客观上，西方教会学校的教学活动对此时期中国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教会女校的设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这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经过了汉唐盛世，到清朝的康乾盛世，让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的强大不需要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民族进行联系，即使有联系，也应该像盛唐时期那样，以中华文明圈的形式对周边产生一种辐射。
中国地大物博，就像《马克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黄金遍地的神话般的乐园。
在这种心理之下，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政策在国家强大时期，也许能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 但是到了清朝中期，由于政府的腐朽衰败，已经不能把此时持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关在国门之外，反而对中国本身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 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在闭关政策的笼罩下，清朝君臣都陷入了蒙昧主义的泥沼，对世界上进步的科技文化的无知 和排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马克思说：
“一 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 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 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了马克思的正确性。 但是不论战前的闭关政策弊病有多大，毕竟在当时还能够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国门的打开与否就由不得清朝统治者了。
外交观念的变化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外交并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处于平等关系下的与别国的外交关系，而是清政府的被迫外交，中国的国门是被迫打开的，是在一次次战败后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开始了这种屈辱的外交之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总理衙门的设立。总理衙门的设立是由于列强的要求和时代的逼迫。在正式设立总理衙门之前清政府曾经下令由两广总督专办与西方国家的交涉，并且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
《天津条约》签订后，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各国在华竞相设使馆、驻使节，为了更好地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西方列强多次 要求清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来处理清朝与西方的关系。
1861 年 1 月，《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
此建议在 1861 年 1 月 20 日得到了咸丰皇帝的批准，正式设立总理衙门，开始了近代中国被迫外交之路。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弱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 “弱国无外交”所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外交政策始终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从片面最惠国待遇政策的出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蒲安臣 团事件，无一不证明了近代中国外交的屈辱。
可以说，虽然清朝也在对外交涉中派出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 知经常使得这些外交官员在行动中寸步难行， 被欺骗的事情也是屡屡发生。
在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西方总是在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中国在外交上毫无地位，委曲求全。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对华夷思想的反思，国家意识的萌发，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在突破 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从“夷务”到 “洋务”词语的变化，洋务运动时期的“外须和戎”，从对外实行羁縻政策到“以夷制夷”政策的确定，无一不体现了传统外交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对外交往中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要有明确的自我外交政策， 再到政府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谨慎建立邦交关系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前所未有过的。
这些近代的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同时对开启民智以及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和现代邦交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中国传统观念也随之 发生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越来越具有近代化的现实主义色彩，其中有关国家观、教育观和外 交观的转变也成为带动社会其他观念变化发展的重要纽带。由过去的 “夷夏观”转变为国家观， 体现了当时国人封闭、守旧、自大观点的转变， 以客观的态度审视世界和中国，这为国人向西 方学习打开了一扇大门。
教育观的改变使得我们的人才更加具有实用性，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思想的解放，新式人才的培养也对挽救国 家的命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的外交观念的建立，让我们更好地融入世界，在外交交往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吸取教训，不断反省，在不断认识别人的同时也在发展自己。
尽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战后中国传统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