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是最晚去世的，一生的际遇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相比，也算比较平顺，然而，历史对他的误读也是最深的。
人们对他的误读首先体现在才气上。明代竟陵派的钟惺在其撰写的《唐诗归》中曾云：“王杨卢骆偶然同时有此称耳。……王森秀，非三子可比。卢稍优于骆，杨寥寥数作，又不能佳，何其称焉。”在现代学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杨炯“成就也最低”。其实，如果从留存下来的诗作看，杨炯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相比，确实不多，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杨炯“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皇甫汸在《杨盈川集序》中也说杨炯诗文“保残守阙，存十于千。”因为杨炯的诗文散佚太多，自然对后世的影响也没有“四杰”中的另外三人大，但如果就此便说杨炯的文采不及王、卢、骆，好像还是有失公允。
和王、卢、骆一样，杨炯也是一位早慧的诗人。史载，杨炯幼年时代便“聪敏博学，善属文”，显庆四年（659），年仅十岁的杨炯应童子举及第，第二年便待制弘文馆，堪称神童。但杨炯真正步入仕途，还是在他二十七岁这年，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杨炯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到了永淳元年（682年），则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这样顺风顺水的履历，显然要比“四杰”中另外的三位强出许多，当然，优游于宫廷之中，往来于公卿之间，杨炯的创作视野也难以跳脱出宫廷诗人的界限，在他的《崇文馆宴集诗序》中， 他曾这样写道：
颜循庸菲，滥沐恩荣。属多士之后尘，预群公之末坐。听笙竽于北里，退思齐国之音；觌环宝于东山，自耻燕台之石。千年有属，咸蹈舞于时康；四坐勿喧，请讴歌于帝力。
蹈舞于时康，讴歌于帝力，是写应制之诗的宫廷文人们共通的创作状态，身处其中的杨炯在自己的字里行间，当然少不了这样的标签。但很快杨炯便开始痛恨这种浮艳纤弱的诗风，在他看来，宫廷诗人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造作无骨，而随着龙朔以来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大行其道，宫廷诗歌中更是充斥着一股陈腐的空气，“文坛变体，争构纤巧，竞为雕刻，揉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有了身处其中的痛苦，便有了革故鼎新的自觉和渴求，在杨炯著名的《王勃集序》中，这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既在为英年早逝的同道中人王勃洒下一片伤逝的泪水，深感“永言存歿，何痛如之？”同时，又通过盛赞王勃、卢照邻的诗文创新，表达自己向上官体挑战、渴望恢复建安风骨的文艺思想。在他看来，王卢二人是“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新诗旗手，他们的诗文“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对初唐文坛既是一次大胆的冲锋，又是一次挣脱藩篱的文化自觉。而在盛赞王卢的同时，身在朝堂的杨炯也没有忘记用自己手中的健笔应和这两位文学的盟友，当他终于从剪红刻翠的创作语境中抽离出来，当皇帝与公卿贵胄们的激赏不再是他创作的动力，杨炯笔锋一转，已经将自己的诗歌扳向了一种平淡质朴而又意蕴深远的轨道。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这首《从军行》，堪称杨炯突破绮靡诗风束缚的代表作，和曾经从军塞外的骆宾王不同，杨炯并未亲赴边塞，但这并不影响他纵横驰骋自己的想象，他利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这首《从军行》，以气吞万里的边塞画面，描摹出志士击楫中流的雄心与胆魄，而结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豪气干云，不似出自优游于宫廷的诗人之手。事实上，杨炯投笔从戎的人生迁想，传递出的正是他骨子里那份渴望冲破羁绊的自由精神，它关乎高昂的时代理想，同时，也关乎开放的文学表达。
如果说，杨炯和另位“三杰”一样，都是这场改变绮靡诗风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那么，因为杨炯比另“三杰”去世稍晚，他又自然成为这场变革理论上的总结者。在他看来，他和几位盟友们的努力，使得“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宛如，诗林增峻”，这样的作用虽有些夸大，但从杨炯遗存不多的诗作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诗人的表达语境是多元的：它可以是燎烈的塞外烽火，“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从军行》)，也可以是豪壮的朋友赠别，“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送刘校书从军》）；可以是深沉的互赠酬答，“举杯聊劝酒，破涕誓为欢”（《送梓州周司功》），也可以是大气的咏史抒怀，“乔林百尺偃，飞水千寻瀑”（《广陵峡》）；而杨炯的表述方式又是质朴的，在“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送梓州周司功》）的寥寥数字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个诗人对友情的珍视，在“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途中》）的洗炼白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游子的眷眷乡愁……其实，处在浸润着六朝浮靡之风的初唐文坛，又封闭于堆砌词藻的宫廷创作生态之中，像杨炯这样不拘于时、极力打开视野并将诗风由纤细转向刚健的诗歌探索者，绝对是中国唐诗之幸，虽然杨炯的作品数量不及王、卢、骆，但谁又能否认，此后陈子昂高高挑起的“风骨”大旗，没有受到杨炯的影响？谁又能否认，仙李圣杜所创建的唐诗巅峰，不需要杨炯这块成长的基石？
如果说文名不显，客观上的原因还是因为杨炯留存于世的诗作不多造成的，那么，对于其为官政声的误读，则是因为史家的不负责任和杨炯本人的性格使然。《旧唐书》杨炯本传说：“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而《新唐书》则云杨炯“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辄杀之，不为人所多。”有了两唐书作定论，后世遂直接”拿来”，在评价杨炯其人时，均冠以“酷吏”之谓，《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称其“为官严酷，自负清高。”《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其“吏治以严酷著称。”那么，这位在初唐文坛曾经冲在改革最前沿的旗手，真的如史书如说，是一位十足的酷吏吗？他的人生轨迹又如何呢？
我们已经知道，顺风顺水的杨炯是在永淳元年（682年），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的，这是他仕途生涯中最为荣耀的时刻，然而这种优渥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两年之后，也就是垂拱二年（684）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之子杨神让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兵乱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也受牵连,被贬为四川梓州司法参军。四年之后，即690年，杨炯秩满归京，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692年，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县）令，其后不久，便卒于任上。
杨炯之所以得了个“酷吏”的恶名，主要还是在其盈川任上。盈川是唐如意元年新置的一个郡县，作为盈川的首任县令，杨炯从千里之外的洛阳来到这里，心情其实是比较沉郁的。虽说在洛阳做了二十多年的朝官，但杨炯始终沉居下僚，并没有多少升迁的机会，一直做的多是一些清职。这对于才高气傲的杨炯而言，当然会心怀愤懑，在唐五代冯贽所作《云仙杂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德而衣朱紫，何以异是。
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辛文房的《唐才子传》：
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麒麟楦”，是唐代的一种杂耍，一般都是将驴子装扮成麒麟来戏耍，将一群善于矫饰的朝官比喻成装扮成麒麟的驴子，杨炯的嘲讽看来是一点也没留情面。但也正因如此，才会让闻者不平，“为时所忌”。及其到了盈川任上，杨炯更让将这种“眼里不揉沙子”的个性带到了对地方的治理上。据说杨炯初到盈川，虽远离京师，心中不平，但还是想在这里有一番作为，在他的《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一诗中，他曾说“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而在他的《群官寻杨隐居诗序》中，他更是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为官之道：“以不贪为宝，均珠玉以咳唾；以无事为贵，以旂常于粪土。”旂常即所谓的旂旗，在这里意指权贵，当“以不贪为宝，以无事为贵”的杨炯来到盈川，他首先打出的一记重拳，便是惩治贪官恶吏。据盈川地方志记载，刚到盈川的杨炯发现这里盗贼猖獗，吏多枭獍，为了整顿治安，整肃吏治，杨炯极有可能杀了几个盗贼，斩了几个贪官，但也正因如此，才被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在其身后大泼污水，将其描述为一个“吏稍忤意，辄杀之”的“酷吏”形象，再加之杨炯在朝中经常恃才而骄，将许多尸位素餐的朝官都奚落为装扮成麒麟的驴子，杨炯的“酷吏”形象，在初唐官场便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两唐书的编撰者由于对传言不加甄别，自己也便让惩贪除恶的杨炯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历史“黑锅”。
而真正的好官，名字是会刻在百姓心中的。从当地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盈川首任县令夙夜在公的身影：为了开发衢江对岸的荒滩荒地，杨炯下令在江边开设官渡，为了就是是调集百姓要对岸去种桑养蚕，与此同时，他还多次请来技师为百姓作指导，以提高农业收成；为了保证农产品的销路，他又多次奔赴杭州，帮着农民“跑市场”；为了改变盈川的荒山面貌，杨炯从家乡华山携来五针松数株植于山巅，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带动起百姓们改造荒山的热情；而更让他牵挂于心的，还是盈川土地的旱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下令组织挖塘建坝，兴修水利，并身体力行，亲自设计，亲自规划，资金不足常常是带头捐献，据说当时为了重修盈川的九龙塘，杨炯甚至将自己为别人撰写碑文所得的笔润都慷慨捐出。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竣工后，盈川百姓为了纪念这位兢兢业业的好“县长”，特意将九龙塘改名为“杨塘”，这座“杨塘”的名气，自然不及同在浙江的西湖“苏堤”“白堤”，但作为一处同样由中国文人主导的水利工程，我们还是应该记住杨炯，记住一个情为民所系的文人官吏，尽管杨炯在盈川这片土地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诗篇，但这个自古驰名的中国柑橘之乡早已用特有的诗行记录下了公元七世纪末叶一位诗人的足迹，他是在用自己的脚步写诗，用自己的汗水写诗！
杨炯死于四十六岁的盛年，关于他的死因，为杨炯定性的两唐书只字为提，但从盈川当地百姓的传说和地方史料中，我们却吃惊地发现，心系百姓的父母官杨炯，其实死于一次令天地为之含悲的殉职！新修的《衢县志》（盈川后改为衢县）记载，当时“县民求雨久不得，炯纵身跳下盈川潭，是日大雨”，而《移建盈川杨炯祠碑铭》则说：“考江镜清《盈川城隍庙碑》有云：‘因年祷雨不应，投井以殉。’”从这些记载，我们知道，杨炯死于一次失败的祈雨仪式，因为盈川久旱不雨，这位心系百姓的县令忧心如焚，他带领乡亲们组织了一次盛大庄严的祈雨仪式，香案摆好了，牺牲摆好了，他和乡亲们点上高香，一齐仰望长天，随后便呯然跪倒，祈望用他们的虔诚换得天降甘霖。然而，当香灰被风吹散，当法器停止轰鸣，杨炯和盈川百姓却并没有盼来一场豪雨，失望之下，杨炯遂纵身跳下的深深的盈川潭中，用生命的祭献让这场祈雨仪式走向高潮，是日，水流如注，大雨倾盆……
这于这则传说，有人可能要讥笑杨炯的迂腐，祈雨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之举，为此再白白搭上一条性命，岂不可笑?也有人可能质疑这则传说的真实性，为了一场雨，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样的官员真的存在吗?然而，百姓的口碑永远是衡量一个官员为官为政的最高准则，当盈川百姓用一座高大的祠堂纪念他们心中这位为民请命的首任县长，当历代不绝的香火拉长了一个中国文人的生命影像，我们知道，在官方正史中以“酷吏”形象被定性的杨炯，在人民心中已经矗立起一座高大的丰碑！
唐初建制，先有盈川，而西安在后。西（指唐时西安县）龙（指唐时龙丘县）都公然相传侯对属严酷，而视民如伤。其治绩循良，亦可见矣。盖舞文骶法，吏之惯技也。侯亲民之官，民命所依托，视民如伤，其心之慈祥无尽。而加尽于民，宁有尽生活耶?……盈川突遇大灾，捍大患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
这段记录于《重建盈川杨侯祠碑铭》中的文字，无疑成为百姓对“视民如伤”的杨炯的最高评价。事实上，尽管在文名与政声上，官方正史和学界对这位“初唐四杰”之一有着不同程度的误读，但总有公允之声会从民间真正地发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簿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在当时“四杰”颇遭物异的背景下，诗圣杜甫给“四杰”这个初唐诗风改革群体作出的千秋定评，而对于杨炯而言，这个评价可谓恰如其分：是的，在为文为官上，杨炯，都当得起这句“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