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他才学出众，勇于任事，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尖锐矛盾，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巩固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千秋功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是，开始“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无疑是忠于汉室、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施行“削藩”之策，切实强化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然而，力主“削藩”的功臣晁错，在“削藩”的斗争中，却被冠以无臣之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之死的前因后果何在？
晁错力主“削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室江山。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刘邦在统一战争中，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刘邦称帝时，诸侯王占据关东的广大疆域，势力很大，拥兵自重，对中央和国家统一造成严重威胁。可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动乱不已。刘邦只能忍而不发，等待时机。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只有国力最弱且地处边远的长沙国，存续至文帝时。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王。高祖与大臣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
苏洵在《审敌》中说：“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同姓诸侯王僭越，称帝之心已显迹，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挑战。
汉文帝即位后，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并招诱天下流亡人口，图谋叛乱。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晁错之忠，日月可鉴。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廷以铸钱、制盐等罪名，酌予削减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纷纷起兵。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反叛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气势汹汹。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只得固守都城睢阳。七国叛乱的文书到达朝廷，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36位将军讨伐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虽然有了应对之策，但能否最终平叛，景帝心里没底，狐疑不定。恰在此时，暴露了晁错力主“削藩”并不是纯粹的“公义”，还夹杂着自己的“私货”，他欲借机公报私仇。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曾派官员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而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伊始，晁错对属下说：“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财物，专门为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现在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属下说：“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惩治他，可能中断叛乱阴谋。现在叛军向西进发，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其实，属下知道晁错与袁盎关系紧张，极度不睦，晁错只是想要趁机报复袁盎而已，并非发奸擿伏，所以不赞同他的建议。晁错犹豫不决。袁盎已是一介草民，可晁错还是不肯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心胸狭小犹如针孔。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宽是五种嘉行之一，是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曾为帝师的晁错怎么可以忘记呢？在诸侯发难之时，晁错理应心忧天下，勇于担当，匡君救国，怎么能抱着发国难财的心理，借机整人，借刀杀人呢？人言晁错学贯儒法，可他并未得其真义，徒有虚名罢了。袁盎既有其刚正的一面，又有其刁专的一面，虽然才华不及晁错，但玩“术数”要胜于写过《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晁错。
这也使我想起了袁盎曾为文帝处理淮南王刘长之死事件出的阴毒主意——当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朝廷发觉，文帝尽斩所与谋者，独免刘长死罪，但废去王号，将刘长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遣送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宠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粗暴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虽没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但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管看护坟墓。
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求见朝廷中与晁错有矛盾的官拜为太子詹事之职的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当面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召见袁盎，问袁盎有什么退敌妙计，袁盎萌生故计，趁机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袁盎比晁错更精于算计人，此计之妙，妙不可言，堪称厚黑学的经典案例。晁错凌空高蹈，纵论天下，立言不朽，却对死之将至浑然不觉。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决意把晁错当做替罪羊斩杀，以消除国家危机。然而，朝廷众臣却没有人为晁错求情，向景帝说明这只是袁盎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犯上作乱，抱的就是鱼死网破之心，斩晁错无济于事，反倒会堵塞言路，造成大臣噤若寒蝉，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众臣。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弄得朝堂之上，不是政敌，就是仇人，人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请。于是，忠于汉室的晁错被腰斩于东市，并被灭族。袁盎“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晁错穿着朝服，“绐载行市”，都不知道自己被腰斩的缘故。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景帝诛晁错，使七国叛乱没有了借口，但七国仍然不肯罢兵，彻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权的真实面目。于是，景帝决心不抱任何幻想，坚决以武力平息叛乱。由于景帝善用将帅，周亚夫有勇有谋，而刘濞刚愎自用，谋划不周，又无军事指挥才能，汉军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七国被废除。
其实，晁错并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自从他一味建言“削藩”并为景帝采纳后，他的两只脚，就一只踏进了阴间，一只留在了阳间。面对诸侯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群臣皆会意识到“削藩”是不可或缓的要务，也会勾勒出如不“削藩”诸侯王国未来发展变化的轨迹，预料到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火并的结局，然而，谁都不敢干涉刘氏“家事”，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斗争的牺牲品。晁错只意识到，朝廷如若顺利“削藩”，首功则在己，自己即会因政绩显赫，备受景帝宠信，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同时，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削藩”失败，他极有可能会被“削职”甚至“削命”，风险甚巨。这一点，就连晁错的父亲都看明白了。听说晁错上书《削藩策》，他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辅佐君主执掌朝政，削弱诸侯王的封地，疏远皇室的骨肉之亲，人们的议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只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无法尊贵，国家不得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去了！”于是，他的父亲回到老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头！”果然，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
欲建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人。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智囊”，建言献策，多有真知灼见，但从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诛杀一事看，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削藩”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深不可测。才华横溢的贾谊之所以仕途坎坷，最后郁郁而终，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削藩”之策，不合时宜，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倾轧。可见，力主“削藩”，不讲时宜，不权衡利弊，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不讲策略，不苦心研究应对之策，个人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晁错只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而没有周密谋划应对“削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极端情势，如苏洵所言：“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因此，景帝面对“削藩”造成的“七国之乱”缺少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以至于吴楚起兵，浩荡西向，景帝迫不得已“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以图消弭叛乱。
回过头来，再说景帝诛晁错是否盲目。晁错对削藩之策没有研精覃思，只会请瘟神，却不会送瘟神。晁错为景帝平息吴楚七国叛乱出的主意是：景帝统兵亲征而他自己留守京师；徐县、僮县附近一带，吴国没有攻占的地方，可以送给吴国，争取他们退兵。对此，苏轼评论道：“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不仅如此，景帝对此亦深感失望和不满。既然没有比诛晁错安诸侯更好的办法，那景帝就只能“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了。我想，景帝诛晁错用意颇深：其一，诛晁错，以去掉吴楚联军“诛晁错，清君侧”的借口，使反王因师出无名而不得不罢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反王更相信这是一种欺诈，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诛晁错后，如反王继续挥戈京师，很明显就是造反，要推翻景帝政权，由此天下人就不会再受蒙骗，从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乱。经过高祖、吕后、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日益安定，因此，反对诸侯造反，维护景帝政权，是民意所向。那么，“失道寡助”，吴楚联军就会因陷入孤立被动的不利地位，而导致失败。在人心向汉的情形之下，处于犹豫观望的诸多诸侯王也会权衡利弊，不想与叛军有瓜葛，甚至会为显示忠心，主动攻击叛军。因为反叛朝廷成功甚难，即使成功，还会有争夺皇权的杀戮，总之，“削藩”总比“削命”要好。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胜算。可见，诛杀晁错，是景帝一经袁盎点拨，便高度认同的战略之举。
景帝在“削藩”招致部分诸侯王反叛的国家危机中，要缓解皇权与王权的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最简捷最容易撇清关系的办法，就是嫁祸于人，寻找替罪羊，把灾难之源和罪错之责归咎到受害者身上，并将其杀死，使之成为敌对双方和解的牺牲品。而晁错力主“削藩”，是个狂热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替罪羊的标记太明显了，被揪出来斩杀，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形看，景帝无论是为了反王罢兵，还是为了剪除反王，晁错都在劫难逃，死定了。套用罗伯斯庇尔极为煽情的暴力口号，叫做“晁错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