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寺附近有一所不起眼的房子。这里是中共六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周恩来，他在中共六大以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兼任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1929年8月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牺牲以后，他又兼任了中央军事部部长。每天清晨或者深夜，周恩来悄然来到这里，阅读来自各地的报告，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眼里，周恩来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有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以及1929年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对于朱毛红军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这支中共领导的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的命运，寄予了特别的牵挂。
周恩来心系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自从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之后，周恩来不断从报纸和来自各个渠道的消息，关注着部队的成败命运。特别是在朱毛红军自大余受挫到寻邬县圳下村溃败的那些天，关于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报道充斥各类新闻版面。
各种消息显示，朱毛红军处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中。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问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就朱毛红军的情况向会议作出报告。会议对朱毛红军的行动方针展开讨论，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是红四军应当分散行动，朱德、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
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确定由中央军事部立刻派专人出发寻找朱毛红军，传达中央指示。
2月7日，周恩来完成以中央名义写给朱毛红军的指示信，2月8日再交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这封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由于其久远的影响，后来被称为“二月来信”。
当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刘安恭带着这封重要的指示信，历经辗转，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从上海到达瑞金送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上时，已是4月3日。而这个时候，“二月来信”中据以分析的很多重要背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蒋桂军阀混战已经开张，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再如朱毛红军已经渡过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又如朱毛红军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毛泽东、朱德唯有坚持在红军才能唤起全军将士的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心。
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议尽管也有些赞同中央意见的表达，但结论是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当天，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复信。这封信长达5000多字，前面大半部分为应答“二月来信”而陈述了不同的意见，后面部分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状况及计划。
毛泽东以少有的强硬言词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列举亲身经历的事实加以说明，在几个主要原则问题上明确表达了同中央相左的意见，或者可以说是直率的批评。
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红军分成若干小股散入农村的指示，无异于改变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并且始终坚持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对于远在上海大城市指挥红军作战的中央领导，自然是不能理解与体会的。中央这项指令的用意固然是为着保护红军，却并不切合红军的实际。为了使中央明了红四军的战术，毛泽东概括了他所领导的部队自秋收起义以来在斗争中逐渐积累和成熟起来的游击战术。
毛泽东对于在实践中创造的这种游击战术，认为“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由于这些战术的运用，“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很可能连毛泽东自己在当时也不会预见到，这些显然已经理论化了的游击战术，成为了后来指导全国红军部队的作战原则。特别是其中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以后逐步形成的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被军史专家们公认为是红军前期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这封由毛泽东在一天之内写就的长信，承载着朱毛红军长期作战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宝贵经验，以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主张。
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中央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29年的中共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主持的，执行的是中共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思想作风也很开明务实。
中央“二月来信”发出以后不久，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就有所改变。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由向忠发起草的再次给朱德、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发言表示：“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这封信经周恩来修改之后于4月7日发出。
事实上，关于反对红军集中行动的意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布哈林的主张。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发表讲话，认为红军集中行动将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而引起他们的不满，所以要求红军分散行动，把朱德、毛泽东调离，以免招致更多的打击。
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坦承，中共中央接受了布哈林的意见，“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经过两个月的辗转传递，4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给“二月来信”的复信，大约在6月上旬才送到上海周恩来的手里。6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这封信的内容，并且发表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关于农村武装割据，周恩来认为目前对农民运动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如果城市工作加强，农村割据就能获得发展与巩固。
历史档案显示，周恩来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于所处的位置是在指导全国工作的最高层，每天接触到的是城市工人运动，同身处偏远山区农村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的朱毛红军，在观察与判断问题上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过分强调城市斗争而对农村苏维埃的发展认识不足；对于形势的判断固然存在某些悲观情绪，但从全国而言，有些判断并非完全错误。例如，认为军阀战争的发生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崩溃、就是革命高潮的判断并不正确。这样的观点，不失为冷静与出于全局的思考。
但不可否定的是，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复信中，得到了关于朱毛红军更为全面的信息和丰富的材料，对他们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不再坚持“二月来信”中那些错误的意见，而且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农村斗争与红军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派出干部人才到红四军工作，向全国各地介绍朱毛红军的成就和经验，为朱毛红军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1929年的整个年头里，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于朱毛红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更由于红军一直在流动游击，联络十分困难。因此，中央急于得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希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以便直接听取红军的活动情况。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4月5日从瑞金发来的长信。
周恩来对红四军前委这封信的一些主张表示认同，并且再次提议朱毛红军须派人到中央报告情况。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
会议结束第二天，前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立刻分别行动。陈毅告别了毛泽东、朱德，在闽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员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择机转赴上海。
就在陈毅抵达上海的那些天，上海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和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5人，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和惩办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的气氛显得特别紧张而严肃。主要的议题有两个。一个议程是由周恩来报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杨殷，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农委书记。
会议的另外一个议程是由李立三报告陈毅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
鉴于红四军的问题关系重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8月29日再举行一个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再作研究。
会议为什么定在8月29日，因为8月28日周恩来必须参加一次极为重大的战斗。他亲自到上海郊区指挥中央特科人员，武装劫持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计划将他们一举营救出狱。可惜由于准备不够周全，这次惊心动魄的大营救没有成功。三天之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不过，叛徒白鑫也没有逃脱党的制裁。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行动队员将其处决。
8月29日，连续奔走几天几乎没有休息的周恩来，又赶到了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开的临时会议上。这次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了周恩来，还有李立三、项英、关向应。
陈毅的报告涉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论争，直至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情况。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
为帮助中央深入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情况，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
这项工作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到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
中共中央在听取了陈毅多次口头汇报，以及近5万字的书面报告之后，对朱毛红军的历史和各项活动、执行中央政策及其成效，有了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创造性理论和内部争论的不同意见，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理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提出朱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如何化解红军党内的分歧，指导这支队伍更加健康地发展成长，使之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典范，中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权威而明确的决策。
历史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能够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别无选择，只有周恩来。
一年以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加强产业工人的成分，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成份化”，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当年48岁的向忠发当过造币厂、钢铁厂工人，也当过船员和码头工人，还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不少重大的工人运动，长期从事工会领导工作，但是由于其政治理论与党的领导组织能力不足，个人政治品质与修养也存在严重问题，所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并没有发挥核心领导人的作用。
在客观上，周恩来在此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事实上，朱毛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周恩来萦系心头的大事。因为他也是这支队伍的创造者之一。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南昌起义，他许多曾经的部属和士兵，成为了朱毛红军的中坚骨干。他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每一次胜利而兴奋不已，为部队遭受的挫折而焦虑不安。
周恩来格外忧虑的是，朱毛红军在由赣南进入闽西，在军事上迭获胜利而闽西苏区日益发展的形势下，红军党内因为军队建设的不同意见而产生的纷争，影响到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人民军队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武装集团?
这些问题，使得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不得不作更加全面深入的考虑，加以妥善地解决。
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
关于朱毛红军党内争论的各种消息和不同意见，透过种种渠道汇集到周恩来那里。特别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朱毛红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新任前委书记陈毅的信，以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给林彪的公开信，还有刘安恭给中央的信。争论各方都极力倾诉自己的主张，都在力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否定对立的理论。
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问题。
周恩来发言指出，朱毛红军党内的分歧，是历史上很久以来就已存在不同意见的冲突，只是因为过去大家忙于工作，所以没有公开爆发，至于如何处置，可以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之后再作一个完整的回答。在陈毅到达之前，中央可以先给他们写一封信，勉励他们努力地同敌人作斗争，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再争论，同时要求他们克服消极的观念。作为解决矛盾的一个措施，周恩来提议，把刘安恭调回中央。
起草这封信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8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成《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全信约5000字，分为6个部分。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八月来信”。
周恩来耿耿于怀于朱毛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视其为全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也就难怪他自发出中央“二月来信”以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这支队伍的行迹，不断告诫朱德、毛泽东务必确保部队的安全，甚至不免流露出过于谨慎与保守。因为周恩来很清楚，大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以来全国100多次武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而朱毛红军正是这一次次挫败之后硕果仅存的一颗火种，自然倍加关注。
周恩来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天之后，甚至很可能这封信还没有发出，陈毅已到达上海。周恩来受命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处理朱毛红军问题，在与陈毅作了多次长谈，听取了陈毅的口头报告，阅读了陈毅洋洋洒洒的5份长篇书面报告之后，对于朱毛红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在周恩来看来，8月21日写成的“八月来信”，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朱毛红军的问题，有些问题阐述得不够充分，有些观点也还应表达得更加准确或者更加鲜明一些，因此必须重新起草一份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由周恩来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分析问题，探求解决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周恩来把考虑到的各种问题及基本思想综合起来，终于归纳成为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一揽子方案。他向陈毅详细阐明了这个方案的内容，要求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全文约8000字，分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9个部分。
如果把“八月来信”同“九月来信”作仔细对照，可以发现，两封信的指导思想基本一致，但是“九月来信”不只是简要回答几个问题，而是针对朱毛红军的实际，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对于具体问题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与“八月来信”相比，“九月来信”对于全国形势的分析不再侧重于中苏之间为了中东路事件的冲突而强调“武装保卫苏联”，而是把目光移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各派军阀混战，分析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蒋桂冯阎各派军阀之间矛盾以及引起混战的复杂因素。“九月来信”认为，不管敌人内部如何争斗，其加紧剥削工农、打击革命势力和“会剿”红军却是共同的目标，指出朱毛红军必须从这个全局来观察形势，作出判断，批评朱毛红军“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对于敌人的“三省会剿”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团结广大群众予以击破，“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
周恩来这段分析，实际上是对朱毛红军把军阀混战对于革命有利的估量过于乐观的否定，也是对朱毛红军应对敌人“会剿”方针的批评。但是，周恩来对于朱毛红军依托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而获得的经验却是充分肯定，特别是以下一段文字，值得引起重视：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
可以认为，中共党内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人用如此明确的语言肯定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更加优先于城市斗争。就是周恩来自己，在此之前恐怕也少有这样的认识。这不只表明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而且以这封信的分量，足以影响毛泽东和朱毛红军未来发展的走向。
周恩来清楚，朱毛红军党内论争与矛盾的症结，最后还是落到朱德、毛泽东的身上，只有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才能团结全军，共同应对面临的复杂问题，才能圆满完成他在前面所说的红四军的重大任务。所以，他在“九月来信”中，专门加写一节，题目就是“朱毛问题”。
周恩来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他站在中共中央的位置上，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朱德、毛泽东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要求他们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至于应该如何纠正这些错误，中央“九月来信”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最后，“九月来信”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拿着他要陈毅代笔起草的“九月来信”，仔细推敲，从主要精神到每一字句，都准确表达了他所要说的内容，他郑重签上了发信的日期：9月28日。
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陈毅在当时恐怕还未能预料，这封“九月来信”不仅是对于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9年12月29日，古田会议圆满结束。
人们不禁会问，古田会议之前红军党内存在着诸多看来难以调和的意见分歧，何以能够如此顺利地一致通过洋洋洒洒两万多字的决议?古田会议的参加者萧克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中央来信，对开好这次会议有重大指导作用。
第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第三，红四军自“七大”以来，有许多新的经验和认识。
第四，以总结经验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问题，是好方法。
萧克的回答是正确的。他在后面还加了一句：“在这四点之中，主要还是陈毅去中央报告工作后得到中央的正确指导。”这就是说，周恩来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顺利通过，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一点，过去并不被人重视，现在提出来，是一个理论创新，还可以深入地加以研究。
事实上，类似萧克观点的表述，早在1930年5月熊寿祺给中央《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中，已经提出。原文如下：
我附带报告目前朱毛问题的状况：从陈毅同志回来之后，接着党内就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把过去的工作路线纠正过来了，关于政治的争论，都已成了过去。大家都在九次大会一贯的路线下进行工作，他们俩都能接受中央的指示，知道他俩目前在政治上的作用，朱毛不可分离。所以只要大的路线、政治上的主张没有不同，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这就是朱毛的现状，我恐中央不明白，故报告之。
这段话的逻辑很清楚，首先是陈毅带来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然后据此召开古田会议，接受中央指示，从而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结束争论，而朱毛都能在中央指示精神之下团结一致，不可分离。
熊寿祺对古田会议还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次会议“接受中央指示，对于各种工作路线都有具体决定，九次大会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
熊寿祺作这份报告的时候，职务是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代理政治委员，受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并受毛泽东指派前往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熊寿祺在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写的这份报告，不只是代表红四军，实际上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曾经发生尖锐冲突和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不过短短一个月，烟消云散，完全化解。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一个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闽西上杭县古田这个小山村里诞生了。或许在当时，几乎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古田会议决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的巨大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以后第8天，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红四军在此一个月中，主要是休整和为开古田会议作准备，“现在着手使大会决议一一深入，此一月当中红军得休息整顿的机会。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的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短短几句话，昭示了古田会议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