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天下第一村"，中国人都马上会想到华西村。但事实上，早在华西村崛起之前，中国还有一个“天下第一庄”大邱庄。
跟华西村如出一辙，大邱庄也是在其党支部书记禹作敏的带领下，通过集体办企业实现了传奇般的致富之路，在中国乡村发展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但可惜的是，禹作敏在取得成功之后，逐渐成了“骄傲的将军”，自认是土皇帝，不仅知法犯法，甚至不自量力，公然对抗国家公检法机关，最终以锒铛入狱的下场终结了他的传奇人生。
艰苦岁月、初露锋芒
1930年的农历三月，禹作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禹作敏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是却深信一条，那就是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家族世代耕地的命运。
因此尽管家徒四壁，他仍然送禹作敏进了私塾。而禹作敏也是聪慧，学的功课几乎都过目不忘，乡亲们不无羡慕地说，老禹家坟头长了灵芝草，生了这么有出息的儿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禹作敏九岁的时候，父亲不幸丧生与洪水之中。
失去了主心骨的禹家，无力再供给禹作敏继续读书，于是他只好从学堂出来，做起了放牛娃。
不过即使只读了几年书，也给禹作敏的一生带来了无比的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穷苦农民出身的禹作敏，翻身当了命运的主人。他重新上起了夜校，恶补多年来一直欠缺的文化知识，同时还用积蓄给自己家添了骡车，开始给人搞运输。
驾着骡车走南闯北的经历，让禹作敏的眼界相比其他的村民要宽广了许多。
禹作敏的思维特别敏捷，村里有个疑难问题不好解决，找到他都能迎刃而解。1960年，禹作敏凭着积攒的威望，顺利当上了本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禹作敏的一个典型风格，就是敢于说实话、敢于做实事。
而在有一段时期内，这种做事方式却“害”了他。那段时期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大邱庄所在的公社不甘落后，为了自家的稻田可以做到“亩产15万斤”，把几十亩的水稻全部转移到一亩地里。
禹作敏非常反感这种行为，评价道：“冒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啥事的穷冒进”。
这番话一出，马上激起了“众怒”，禹作敏随即被罢免了副书记的职务，并被下放到了当时大邱庄非常有名的十一生产队。
十一生产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的穷。当然穷是相对的，大邱庄本身就是个穷村，但是十一生产队却是穷里更穷，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一钱七五，食不果腹，队员们时常要饿肚子。
禹作敏来到十一生产队之后，凭借着素日的威望，被推举为生产队长。
禹作敏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块金子，放在哪里都可以发光，他决定要带领十一生产队闯出一条路来。
六十年代全国还处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农村里所有人上到书记、下到村民，所有人惦记和盯着的，都是地里的收成，没有人心里有别的想法。
而禹作敏思路开阔，早年搞运输的经历让他有着别人没有的见识和嗅觉。
成了生产队长之后，他开始琢磨种地以外的生计。
他想，以粮食为纲，那么牲畜作为粮食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肯定也不违纲可以养。
于是，他很快就带着钱来到了县城，用十一生产队有限的钱专门买了一些残疾干不了活、又没人要的母驴。
其他队里的人都嘲笑禹作敏做的赔钱买卖，不过禹作敏自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他让母驴去跟其他的公驴交配，隔年母驴们生下来小驴之后，再在队里养上一年，一头就能卖上两三千元。
后来，大队组织各个生产队一起打苇子。按照规定，每人除去必须上交大队的160斤的基数之外，多打的苇子由大队和个人六四分成。
打苇子的活很累，干得再多再好，落到个人身上的也没有多少，因此大家积极性都不高。
禹作敏见状，马上给十一生产队下了新规定，除了必须上交的160斤，剩下多打的都归个人。
十一生产队里的社员们见状，纷纷涌向了苇场。禹作敏称之为：“小河没水大水干，小河有水大河满”。
个人都没有积极性，集体怎么可能跟着收益呢？果然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十一生产队不光集体收入超过了其他生产队，社员每人也都得了好几千元，让其他生产队都好生的羡慕。
凭着禹作敏灵活而又实事求是的才能，十一生产队从昔日的最穷队，变成了经济拔尖的生产队。
1974年，因为经济搞得出色，禹作敏成了大邱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大邱庄自解放前就形成的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了一马平川的田地，全都配上灌水渠和排水道。
改造后的农田的粮食产量的亩产从一百来斤一下增加到了五百多斤。
为了改造农田，禹作敏累的皮包骨头，但是也终于实现了他让大邱庄人民摆脱“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承诺。
改革春风、如鱼得水
1976年，整个国家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一直来的思维方式。禹作敏蹲在田埂上开始反省，要如何做才能真正带领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经过苦苦的思索，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要放弃“以粮为纲”，转而集中村里的力量去搞副业。
当时的国情和政策虽然已经有所松动，但是历史的惯性仍在，这样做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
禹作敏召集村民开大会，在台上用他一贯的激情说道：“大伙要信我，我就再干三年，一切责任我来担。我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足的日子；第二要让村上的250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么我现在就下台！”
台下掌声雷动。这几年禹作敏对村子里的贡献有目共睹，与其说村民都拥护他，不如说大家都相信他说到就能做到。
禹作敏很快就组织村民办起了小企业。在一开始的小打小闹中，禹作敏认识到要把企业做大，市场的规模非常重要。不能把市场的目光局限在本地，而是要放眼全市甚至全国。
1977年，禹作敏认识到全国即将迎来新的建设高潮中，带钢市场很有潜力。
而恰巧村里的刘万明曾经在天津钢厂工作过，他的兄弟刘万全更是村子里公认的能干。
禹作敏于是决定分别任命兄弟俩人为厂长和业务员，开始筹建轧钢厂。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禹作敏几乎用遍了所有可以用的办法，大队的积蓄、邻村的借款、村民的集资、村办砖厂的货款等等，最后一共筹集了15万元，终于勉强解决了资金问题。
接着禹作敏又想办法筹备了三台轧钢机，正式投工试产。
在埋头苦干了一年之后，村子里的带钢厂净利润达到45万元，除去投资，还盈利了30万元之多。这一年下来，让禹作敏和村民们都信心大增。
而这一年，还只是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刚刚吹起。
随着改革开发的政策逐步落实，凭借着轧钢厂获得的资金，禹作敏带领大邱庄又相继建立了高频制管厂、印刷厂和电器厂。
禹作敏并不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里，他制定政策，允许每个厂去建立自己的分厂。
随着各个厂子的分厂越建越多，1987年，原先的四个总厂改制成为大邱庄四大公司，不久之后又改制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
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的工业版图的扩张可谓是一路凯歌，冠绝全国。
而大邱庄作为一个原本普通的农村，到了1992年，村办企业的生产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村民的平均收入，是全国的十倍有余。
这样的成就在全国绝无仅有，即使是当时的华西村，面对大邱庄的成绩，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大邱庄如此迅猛的发展之中，禹作敏再能干，显然也不可能深入到每一项事物之中。因此作为大邱庄的灵魂人物，他做得更多的是宏观上的决策。
实际的业务，他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他的信条。
后任津海集团总经理的张延军原本是猪场的饲养员，曾经因为搞科学养猪，结果把村里200头猪全部养。
禹作敏接触之后，却认为这个小伙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并且敢于试错，因此在建立电器厂时，便力排众议任命他为厂长。
后来张延军果然不负众望，一路带领电器厂成长成为了津海集团。
同时，禹作敏的目光也并没有局限在办企业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禹作敏在工业获得大成功后，不忘反哺村里的农业。
他投资了数千万元，将村里的田地再度进行改造，并且引入国外先进的机械化耕田技术。
1978年时，村里有1200人务农，村里粮食总产140万公斤，等到了1990年，种田的人数经过了两次减员，只剩不到10人。
但是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50万公斤，务农人数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产量反而增长了一倍有余。
没有禹作敏的敢于投入，是不会有这样的成就的。
另外，禹作敏对于人才的渴望促使他更是大办教育。他自身的求学经历非常曲折，在大邱庄的发展过程中，也没少吃没文化的亏。
六十年代，村里曾经来了一台电动磨面机，但是村子里的人愣是三天三夜也没让他转起来。有了钱之后，禹作敏马上就把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金钱有价人无价”、“把钱放在教育上，就是放在刀刃上”、“学校是生产人才最好的工厂”，正是教育在禹作敏心中的分量，让他针对教育的金句不断，并不断的付诸行动。
早在八十年代初，村办企业刚刚有所起色，禹作敏就说服村里人，从企业资金中抽出几十万元，重建了村小的新校舍，并添置了许多新的教学硬件。
随着经济的腾飞式发展，大邱庄甚至办起了天津理工大学大邱庄分院，专门替大邱庄培养技术骨干。
而且因为有村里财政的支持，大邱庄早在80年代就实现了11年免费义务教育，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并且不用交一分钱，这在当时全国的范围内都遥遥领先。
膨胀迷失、终食恶果
一时间，禹作敏和大邱庄风光无限。1989年，禹作敏以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受邀参加春晚，1992年，更是被著名的《半月谈》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然而，在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禹作敏的思想觉悟却没有跟着一起进步。
他仍然保持着早期草莽般粗放的管理风格，归根结底在思想上仍然残存着封建时期成王败寇的想法。
功成名就之后，他自身已经不知不觉地膨胀了。他的腐化几乎是全方位的，只不过因为他的声望和获得的表彰被暂时掩盖了而已。
曾经的禹作敏，真真切切的心里装的是大邱庄的村民。当村子里决定将原本的土房都推倒、全部重新盖新房的时候，禹作敏是留守在旧土房的最后一人。
他一定要等全村人都住进了新房，他才搬进去。然而时过境迁，多年之后，禹作敏的家已经成为全村最为奢华的别墅。
超规格的面积、高大的围墙、严密的保安，据说仅仅是镀金电话就装了六部之多。在禹作敏专用的办公楼后面，还有为他专门建造的泳池。
在村子里，禹作敏逐渐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作风。大邱庄的各级会议几乎都成了他的一言堂。
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大邱庄。他在大邱庄私设了一些公堂，对付反对派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就是在公堂里侮辱殴打。
有传言曾经说他就是大邱庄的土皇帝，没想到他听说后，毫不掩饰地说道：“我要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慢慢的，禹作敏作为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完全不把上级单位蔡公庄乡和静海县放在眼里，甚至连天津市政府也渐渐地管不住他。
据说禹作敏的坐车曾经是奔驰560，而当他听说天津市主要领导的坐车也是同型号时，马上便把自己的车换成了更高级的奔驰600。
1990年刘玉田案案发，禹作敏的一些亲戚因为家庭纠纷，当街将刘玉田殴打致死。
案发后，天津中院将凶手依法审理判刑之后，禹作敏居然连续两天组织村民罢工罢课举行抗议，意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对法院施加压力。
可见，在禹作敏心里，家族显然要重于国法！
如果说禹作敏思想和生活的腐化问题还不能构成犯罪的话，至少也为他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之后危福合案的爆发，则彻底将禹作敏在高高的神坛上拉了下来。
1992年11月，时任大邱庄华大集团的总经理的李凤政因病去世，事后针对该集团查账后发现，集团居然有数千万的亏空。
禹作敏非常生气，认为其中存在贪污腐败，指示要调查到底。大邱庄所谓的“调查”，其实就是严刑逼供。禹作敏的手下相继审讯了一些华大集团的人员，其中便包括危福合。
1992年12月13日，在审讯过程中，危福合坚称自己没有问题而遭到毒打。
一直到晚上10点，经历了七个小时的审讯后，伤痕累累的危福合被送到村医院，最终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危福合身上发现的伤痕，高达380多处，难以想象他生前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一幕。
原本，面对这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禹作敏应该主动报案。他本身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并没有直接涉入案中，因此有足够的空间去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然而，禹作敏针对案情的处理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他选择了包庇案犯，并在一开始就谎报案情，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天津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决定亲赴大邱庄勘查案情后，禹作敏十分不满。
他认为公安局的这一举措是在针对他，挑战他在大邱庄的权威。
于是已经利令智昏的他决定给公安局一个下马威，他派了二十多名年轻力壮的村民，在干警正在工作的时候将他们软禁。
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在天津市市长的干预下，禹作敏才将被软禁的公安干警放出大邱庄。
鉴于大邱庄和禹作敏的特殊地位，天津市政府和公安局选择了暂时忍让，并未深究这起事件。
但自己受的气可以忍，危福合的案子不能不办。最终，他们锁定了当时审讯危福合的四名大邱庄村民，并且准备到大邱庄实施抓捕。
得知此事的禹作敏拒不配合，他甚至致信威胁，声称自己和村民不懂法，强行抓捕引起意外事件的话，他概不负责。
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还留有一些步枪和子弹没有上缴，天津市公安局决定加大抓捕力量，在请示中央并得到了批准之后，派出了共400多名的干警，集结在大邱庄附近待命。
市县领导找禹作敏谈话，希望他配合。禹作敏不但不配合，反而煽动群众的情绪来对抗公安干警。
村民大会的高音喇叭里，禹作敏用他惯有的说法方式，将前来抓捕案犯的公安干警，描述成是前来针对大邱庄的改革事业的。
村民们不信干警，更相信禹作敏，纷纷拿起家里的铁锹铁棍走上街头。会后，大邱庄停课停学，整个村子的秩序一片混乱。
整个抓捕最终因为案犯已经潜逃而未能成功实施，但大邱庄发生的一切，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起命案的范畴。
最终在中央的指示下，天津市成立特别工作组进驻大邱庄，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披露，更多真相逐渐水落石出。
不仅仅逃犯的下落相继被查清，禹作敏窝藏逃犯、制造伪证、贿赂干部并干扰办案的罪证也一并浮出水面。
依法办事，违法必究。即便禹作敏有着特殊的贡献和影响力，也不能站在法律的对立面。
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委书记约谈，随即被逮捕。在逮捕令上签字的时候，禹作敏的手才开始发抖。
遭到逮捕的禹作敏，犹如膨胀的气球被突然扎破，幡然醒悟自己不是什么皇帝、也替代不了法律。
庭审的陈述词上，他说他膨胀了，上对不起市委和组织，下对不起大邱庄的父老乡亲。
禹作敏反省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只谈经济不谈法律就好比瘸着脚走路，绝对走不远。
最后，他请求法官，不要看他的年纪，该重判就重判，这对全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场很大的教育。
最终禹作敏被判20年有期徒刑，并于1999年10月去世。
1999年10月，正在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亡，时年69岁。
他轰轰烈烈的一生至此走到了尽头。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带来的局限性，也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上了生动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