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的一个午后，上海图书馆内的一个角落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捧读着一本《李克农传记》。
这本书里，除了详细介绍了李克农将军的生平经历之外，还附录了一些当年重要的电讯情报。
当老人翻看到中央所接收的第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徐州剿总情况》（现存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之内）之时，他的身体突然挺直了，他用手摸索着上面的字迹，不由地一字一句地轻读了起来。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之内对《徐州剿总情况》介绍
这是解放军方面所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的最早、最完整的情报，书中是这样评价这份情报的：
这份情报，使得我方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敌军详细部署的情况，其中囊括了敌方的番号、驻地、将领、兵种等内容，如此详实的情报，在我军后来制定淮海战役的决策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晃，50年都已经过去了。”老人颤抖着合上了书本，闭上眼，轻声感慨着，右手指不由地习惯性点触了几下桌面。
这份电讯情报里的内容，至今他都可以熟背下来。
因为，这份情报就是由他当年亲自发送的，这位老人就是——长期潜伏在上海、被党内誉为“全能特工”的刘人寿。
“全能特工”刘人寿
少年救国志
1920年3月20日，上海的一户刘姓市民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
对于先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的这户人家来说，如今再得一个男孩儿，可谓是儿女双全。全家上下看着这个粉雕玉琢的婴孩儿，都高兴地合不拢嘴，作为父亲，男主人给孩子取了一个寄望深远的名字——人寿，希望他今后能够得享人世福寿。
作为家中的老幺，小刘人寿自幼便在父母的宠溺、姐姐的爱护之下快乐地成长着，那段时光，也成为了刘人寿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这么一户平和静好的家庭，却突然在刘人寿十二岁那年，陡起波澜。
那一年，刘人寿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作为一名普通职工，父亲并没有给家庭攒下多少积蓄，家中顶梁柱的突然垮塌，使得这个家庭未来，只能依靠先前少量的积蓄和姐姐微薄的教书收入维持生活。
父母原本打算，让成绩优异的刘人寿未来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如今，家庭的变故，使得刘人寿的求学之路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那段时间，刘人寿已经打算放弃学业，投身社会之中找工作养家。但母亲却始终不甘心，最终她通过多方打听得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所办的格致公学可以为学习优异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而且还可以在学生毕业时为其介绍工作。
在母亲和姐姐的支持之下，刘人寿最终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并成为了该校第一位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和许多贫苦家庭里的孩子一样，刘人寿原本打算，在格致公学里好好学习，未来能够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挣多多的钱，给老姐攒份嫁妆，同时好好孝敬已经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
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情形，让当时的年轻人，谁又能安得下心，一门心思地坐在课堂之内呢？
日军侵华的步步紧逼，使得上海逐渐成为了中日交锋的前线阵地。一.二八事变之时，日寇的炮火让上海市内的青年学生们愤慨不已，而十九路军上下的奋起反抗，又让大家感到了无比振奋。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年轻的学生们纷纷投入到爱国阵线当中，心怀激愤的刘人寿在进步书刊和爱国朋友的影响之下，随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话剧团。在这里，他积极参与话剧、募捐等抗日救亡活动，并成为了格致公学的抗日学生领袖。
在各大高校联合游行、募捐的活动当中，刘人寿结识了不少爱国青年，其中上海务本女中的一位女同学——黄承珍（后改名黄景荷，为方便叙述，本文后面统称其为黄景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开始，他只是觉得这位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很特别，这个女孩儿不仅没有丝毫贵家小姐之气，而且甘于辛苦、愿为抗日宣传奔走忙碌，甚至将自己攒下的积蓄、零花钱都全部捐出，着实令人敬佩。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富家千金，未来竟然会陪伴了自己一生，两人在最危险的时刻，携手相伴；在平静的岁月里，相挽白首。
私奔延安
在后来的高校联合抗日活动当中，刘人寿和黄景荷两人的交往日益频繁。
当年的新青年们没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封建理念，自由恋爱的思想、赤诚爱国的一腔热忱使得两人虽然门第悬殊，却最终冲破了层层束缚，成为了一对热恋的情侣。
与和平年代的恋人不同，那个时期的年轻恋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救国、如何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声中，情绪沮丧的国人突然得到了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一时间，国人闻讯无不欢呼雀跃。
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打日寇，成了后方年轻人们的普遍想法。
不久，刘人寿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随后，他便决心和女友黄景荷一道，悄悄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然而，北上延安的路费成了一个大难题。
两人都是学生，没有收入，黄景荷的钱先前又全部捐献出去了，两人想去延安，却苦于没有盘缠。纠结半天，黄景荷对刘人寿说：
“我去求我哥哥吧，他最疼我了。”
黄景荷找到了二哥黄景根，跟哥哥说了自己北上的计划。对于妹妹抗日，黄景根很是支持，但一听妹妹要去延安，黄景根却有些不太赞成，毕竟共产党那边，家人们都不熟悉，万一妹妹真去那边，有事情了，谁来照顾她呢？
最终，经不住妹妹的苦缠，黄景根只得给妹妹了一些盘缠，临行前，他还特意叮嘱妹妹说，万一吃不了那边的苦，就赶紧回来。
刘人寿和黄景荷就这样，经历了一路坎坷，最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随后，两人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白天，两人随同学们一起，在窑洞里、坐在小板凳上听中组部部长陈云、校长成仿吾等人讲课，晚上这批学员在寒冷的窑洞之内，交流学习思想。
延安的民主、平等氛围、路不拾遗、道无乞丐的社会情况，使得一直追求光明的刘人寿和黄景荷感到了深深的鼓舞，他们觉得，自己先前鼓足勇气的决定，真的是太对了。
1938年，刘人寿和黄景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两人宣读入党誓词之时：
“......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他们也没有想到，两人未来的工作，会与誓词如此贴切，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陕北公学毕业之后，两人先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随后不久，两人又被介绍给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划归潘汉年直接领导。
潘汉年看着面前这两位青涩的少年，对他们说，“咱们以后的工作，可能是龙潭虎穴，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哟。”
潘汉年当时也没想到，面前的这两个年轻人，未来将会成为自己麾下最得力的助手，特别是刘人寿，后来更是被誉为“全能特工”。
国民党军舰上学无线电
1939年春，中央社会部考虑到黄景荷的家族在上海拥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决定派两人南下，去日伪控制下的上海建立中共情报网。
正当两人准备南下上海之时，刘人寿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急信。
这是刘人寿姐姐的来信，信中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刘人寿的母亲和姐姐随着难民一起，逃难到了大后方重庆。
母亲在重庆整天听人说前方打仗、八路军抗日的消息，老人家对身在延安的儿子，委实在放心不下，整日以泪洗面。希望刘人寿能够见信之后，来重庆与母亲一叙，如果实在不能回来，自己便带着母亲前去延安，找寻弟弟。
念及刘母的思子之情，中央社会部同意，让刘人寿、黄景荷以伴侣身份，先去重庆呆上一段时间，然后再伺机回到上海，组建情报网。
临行前，潘汉年交待两人，不能暴露自己的共产党身份，更不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并且给他两人交待了任务：
尽快在重庆学会收发电报、开汽车、摄影这些技术，为以后谍报工作做好铺垫。
开汽车、摄影还好说，但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收发电报，还不能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困难实在太大。
一来，没有设备，二来，收发电报的信号容易被发现，自己一旦暴露，又无法提供真实身份，很容易被当做日伪特务逮捕。
怎么办呢？
黄景荷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堂姐夫——陈震，他当年学习的专业就是无线电通讯方面，其本人不仅报务技术一流，还会修理、组装电台。
看看能不能让堂姐夫，教刘人寿学习无线电。这个想法在黄景荷的脑海闪现之后，她便很快行动了起来。
随后，黄景荷辗转联系上了上海的家人，向他们打听堂姐夫的下落。
结果令她非常惊喜的是，原来堂姐夫此刻竟然也在自己的附近，陈震在民权舰上担任通讯官，而这艘舰艇此时正驻泊在距离重庆不远的唐家沱。
很快，黄景荷便上门找到了堂姐夫陈震。两人寒暄之后，黄景荷便向堂姐夫哭诉，自己嫁的这个丈夫没本事，失业多年，也没找到合适工作，如今世道，兵荒马乱的，像他这种没啥专长的人，想找工作更是难如登天。
看着泪眼婆娑的堂妹，陈震赶紧问，那你想让我咋帮忙？重庆这地方我也不熟，而民权舰上现在也不招人呀。
黄景荷擦了擦眼泪，对陈震说：
“姐夫，你看能不能帮帮人寿上你们军舰上学下报务，练熟手了，以后让他考个报务员执照，不就有口饭吃嘛。”
陈震看着眼前的堂妹，自家亲戚，自然要想办法帮忙的，他想了想，最终点了点头：
“这也不难，本来外人留在军舰上，必须由舰长同意，但如今舰长去宜昌了，副舰长也是咱们上海人，大家都是同乡，我再写个保单，这事儿就肯定没问题了。”
就这样，刘人寿被悄悄带上了民权舰。为了早日学会报务技术，刘人寿呆在在军舰之上，每日刻苦练习发电码，一星期也不下舰艇一次。
两个月后，刘人寿发电码已经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在民权舰上发了几次电报之后，堂姐夫陈震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以了，你已经出师了。”
打入日伪情报公馆
得到刘人寿已掌握了电讯技术的消息之后，潘汉年令香港的情报机构给刘人寿汇去了100元，通知刘人寿和黄景荷尽速赶赴香港。
两人拿着这100元，有些尴尬，因为这些钱确实不够两人去香港的路费，而他们俩现在，手里也没钱。
这段时间，两人生活全靠黄景荷的微薄工资支撑，而刘人寿在舰艇上学习发报，每月20元的生活费，还是找自己姐姐借的。
当时我党的工作人员，出差不仅没有补贴，而且旅途上的生活费、工作费大多是靠自己筹集，大家也都尽量少用、不用组织的经费。
最终，还是黄景荷硬着头皮，又去找堂姐夫借了些路费，两人才最终离开了重庆，踏上了南下的路程。
1939年9月，潘汉年带着刘人寿等人从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被日伪所占，当地情况非常复杂。
为了尽快获取日伪方面的信息，潘汉年通过先前打入日伪组织里的袁殊帮忙，将刘人寿成功安插进了“岩井公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岩井英一所设立的特务情报机构，直接受日本外务省指挥），担任日伪情报机构的报务员。
化名杨静远的刘人寿被安排到了情报机构的顶楼，每天负责抄收延安方面的新华社电讯。
在这里，刘人寿四周都是敌人，他的每一步都需要走得很仔细，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顶楼抄收电讯的那段日子里，刘人寿每每听到对于己方不利的信息，便会悄悄更改、隐藏信息，而他每次交给日本人的信息，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内容。
随着刘人寿在岩井公馆内混得越来越熟，旁边翻译科室内的日方人员，有时候有翻译不好的情报，也会让他过来帮忙，于是刘人寿便趁机获得了不少日伪方面的情报。
不过身处魔窟之内的刘人寿也经常面临着突发的危险。
有一次，岩井英一发现这个中国人老是跑到日本翻译室就很纳闷，他来干嘛？虽然翻译员最后解释了原因，岩井英一还是很警惕。
不久，刘人寿正在顶楼操作电台之时，日本特务便悄悄进入房间，突袭般地抄下了他所监听的电台呼号和波长。
随着日方对刘人寿的提防日增，刘人寿的处境也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但他每天依然平静如常，跟岩井公馆内的人们打招呼、聊天，丝毫没有外露出任何的异样。
最终，在袁殊的运作之下，刘人寿安全地撤出了岩井公馆。
随后，刘人寿奉命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在敌人的心脏位置，继续向外传递绝密情报。
在这段时间里，刘人寿领导的发报小组，发送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其中就包括，德军突袭苏联的准确信息。
当时刘人寿接到上海方面的情报：
“获悉，德军定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起进攻。”
随后他便发电给身在香港的潘汉年，而潘汉年获悉后立即用“小K”署名，发给延安中社部，延安方面随即用俄文发往莫斯科。
开战第二天，延安收到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回电：
“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中共情报机关所做出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刘人寿等人的努力之下，上海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向外传递着。然而，在这滴滴答答的发报声背后，这些发报人，可是在用生命，守护、延续着这段永不消逝的电波。
永不消逝的电波
敌占区内，日本宪兵对于国民党、中共电台的寻找，从未停歇过。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刘人寿等人平时都会选择深夜无人之时发报。发报之时，门窗都要用被子堵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光，而且发报时间一定要控制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这样即便被敌人捕捉到电波讯号，也无法寻源精确查找，这就对操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心理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
1942年夏，贝勒路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电侦发现，敌人数次进屋搜查，却始终没有搜出电台所在。
当时的发报员张志申在面对敌人审讯之时，神色坦然，矢口否认藏有电台，最终让敌人悻悻离去。
夜里，刘人寿来到张志申家中，两人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刘人寿考虑到，如果现在张志申突然撤离，会让原本狐疑不定的敌人，更加肯定此处藏有电台，进而暴露目标。
张志申自己也愿意再坚持几天，并表示：
“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损害组织。”
走，便能立即逃出生天；留，下一刻到底会不会被逮捕，谁都不知道。那一刻，刘人寿觉得，张志申的话，有点儿像诀别，悲壮地令人泪目。
黎明前的黑暗
淮海作战前夕，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吴仲禧被调派至徐州“剿总”处，这个消息令潘汉年、刘人寿等人非常兴奋，因为这位吴中将其实是自己人。
在徐州搜集到详细情报的吴仲禧，不久便借看病为由，转回南京，但当他到达南京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选择直接来到上海，就这样，淮海战役敌方的详细信息被传递到了中共上海情报机关手中。
许多年后，黄景荷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接头人员拿着情报火速赶到了黄景荷所在的医院，悄悄将情报塞进了黄景荷的衣服口袋内，对方轻轻拍了拍黄景荷的口袋，什么也没说，掉头就走了。
然而，就这几下轻拍，却让黄景荷感到了这份情报的重要和不同。她跟医院领导请了半天假，匆匆回到家中，和刘人寿两人一起打开了情报，两人顿时被情报内容震撼了，这份情报事关重大，关系着几十万人的性命。两人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在熟读之后，确认不会打错丝毫，才在深夜将情报发送了出去。
打完这份电报，刘人寿和黄景荷两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两人都感觉心中悬了一天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在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刘人寿和黄景荷向中央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军统上海站潜入解放区特务名单、敌人运往东北战区的兵员计划、国民党江防计划、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情况、国民党国防部机构人事、战斗序列，淮海战役激战阶段黄维兵团、李弥兵团突围计划、国民党空军起义联络情报等......
这些情报为中央军事决策、行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频繁的发报，也让两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1948年12月，刘人寿领导下的发报员李白与组织失去联系。
不久，打入敌人内线的俞守中传出消息，自己被敌人传讯过，李白夫妇被捕，电台被侦破，情况危急。
刘人寿考虑到俞守中可能已被敌人监视，自己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为了避免敌人搜查，刘人寿等人连夜销毁了机关组织内的密码、文件档案，决定立即撤离这所房子。
当年的电讯员侯德华曾回忆：
“我将那本重于生命，使用了多年的密码本撕毁烧掉之后，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弄堂口人影绰绰，好像有人走动，非常可疑。
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批出门，刘人寿先走，黄景荷居中，我在最后。临出门前，刘人寿交代我们说：
一旦我出去被捕，你们能跑就跑，能躲就躲，也被捕的话，你们就推说什么也不知道，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由我一人承担。
我看着刘、黄二人镇定地走下楼去，佩服不已，便顺手从垃圾箱里捡了一根自来水管，用报纸裹着，准备遇袭时反击。
结果后来走出去后，才发现，这几个人是在等人，并不是特务，我们几人便赶紧离去了。”
刘人寿、黄景荷夫妇此时处境，陷入极度危险当中，随后潘汉年下达指示：
两人迅速撤离，到香港中共华南局情报部继续做情报联络工作。
当时的上海，特务密布，想要出去，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最后，黄景荷找到了当时在海军岸防部队当电台台长的哥哥黄景根，请哥哥帮助两人离开。
虽然知道自己妹妹夫妻俩都是共产党，但哥哥毅然决定冒死掩护妹妹、妹夫离开上海。
为了稳妥起见，黄景根让妹妹、妹夫分开撤离上海，他首先通过关系，找到了一艘福州人任职的运输船，让刘人寿藏身其中，离开上海。
随后通过关系，买了直飞香港的飞机票，亲自送妹妹到机场。
在机场，黄景荷拉着哥哥的手，兄妹俩依依不舍，黄景荷让哥哥赶紧回去，别被特务盯上了。哥哥伸手擦掉妹妹脸上的泪水，轻声安慰她道：
“我一定要看你上了飞机，看到飞机飞起来，我才能放心。”
谁能想到，兄妹此番一别，竟然成了永别。不久，哥哥随着国民党溃兵远走台湾，而妹妹则留在了大陆，虽仅一水之隔，两人却自此再也未能见上一面。
英雄向晚
解放后，刘人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黄景荷曾任上海市公安局人事科科长、上海市公安局经保处副处长。
1955年，刘人寿因受“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先后两次被逮捕入狱，遭受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妻子黄景荷期间也成了“内部控制对象”。1982年，党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刘人寿、黄景荷两人随即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此时的两人，已经迈入了耄耋之年。
2006年，黄景荷因病离世，三年后，刘人寿也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这对携手战斗、相伴一生的红色特工伴侣，最终落下了他们那段传奇的人生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