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夜,从前门迅速离开的一大代表们辗转来到步行十分钟的李达住处商讨对策。自1920年夏结束日本留学生活返回上海后,李达便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借住在他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家中,不久与同来借住的王会悟结为夫妻,婚礼就在陈独秀家客厅举行,彼时陈独秀已经赴粤,婚事由其夫人高君曼张罗。这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可不是简单用来住宿、举办婚礼的,它是《新青年》 《共产党》编辑部,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在地,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召开期间的 “秘书处”。正是在这里,代表们做出了将会议转移至嘉兴南湖召开的决定,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的历史。
李达筹备一大期间,王会悟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帮丈夫分担了很多后勤工作。代表们住在博文女校部分是她的功劳,她在参加女联活动中结识校长黄绍兰,向后者租借教室,打扫干净,买来芦席铺地,当作床铺。那夜代表们在李达家讨论,达成共识:上海已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有人提议乘火车去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不仅可以避人注意,而且乘坐沪杭铁路的火车也比较方便”。到底西湖名气还是太大,代表们担心游人多、眼睛杂,容易暴露,同时也嫌到杭州费时太多。
去不了杭州,能否去其他地方湖上续会?顺着这个思路,王会悟建议去嘉兴南湖(她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熟悉嘉兴情况),“游人少,好隐蔽”,距沪杭铁路嘉兴站不远,到那包个画舫,以游湖为名,把会开了。从上海去嘉兴的距离是杭州的一半,时间上也很宽裕,早上7点35出发,10点25就到,“有一天的时间完成建党议程”,“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好办法。弄清上海北站至嘉兴火车班次后,8月初的一天,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与部分代表先行出发,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鸳湖旅社租了两间客房,作为代表歇脚之处,同时托旅社代租游船。王会悟本打算雇只大船,被告知大的没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连小费共花8支洋”。
办完这些事后,王会悟和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也没闲着,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烟雨楼,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观察周围环境,为游船选好停靠地点。待代表们到船上集齐,王会悟记得差不多快11点钟,开会的时候,船就停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静水域,因为阴天,游客不多,停放湖中的船就5艘。王会悟坐在前舱放哨,与舱里的人商量好,遇到可疑情况,敲打舱门,开会的人听到动静,拿起会议桌上的麻将牌佯打麻将。一直到下午5点前,湖面风平浪静。天气放晴后,游人增多,湖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小汽艇,王会悟怀疑是政府巡逻,敲打舱门通知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6点多钟,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处留声机唱京戏”,随着代表们轻声呼出“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结束。
南湖续会完成了中共一大的最后几项议程: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将革命火种撒向全国各地,当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把所有文件带走了,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一大的话题在中国文献上一个字也没有。从后来流传的俄文和英文版党纲来看,虽然只有15条,每一条字数不长,但力透纸背,开宗明义规定“本党定名为 ‘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明确了自己的伟大旗帜和历史使命:“必须支援工人阶级,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奠定了党前进方向的基石。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她从南湖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