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曾有记者向他提问，如果有机会回到大陆，想见哪些人。当年东北军的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张学良说了好几个名字，但第一个说出口的既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东北军高级将领，而是卫队营长孙铭九。
后来又有记者把采访张学良的视频播放给孙铭九看，并对他说：“张将军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当年为少帅出生入死，分别几十年后却只能以视频形式相见，孙铭九似乎想起了在东北军那段风光的岁月，不禁热泪纵横。
对于张学良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孙铭九，有人解读为他与孙关系密切。
孙铭九深受张学良信任不假，西安事变时孙铭九也是带队活捉老蒋的功臣之一。但西安事变之后孙铭九的经历就不那么光彩了，他是导致东北军分崩离析的始作俑者。正因如此，张学良彻底失去了恢复自由的筹码。且后来孙还有叛国投日的经历。
张学良想见他，估计并不只是两人情深义重，而是想问清楚一个事实——当年我待你颇厚，为何你还不听命令，采取激进行为，陷我于水火？
孙铭九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却亲身经历了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此后又从正面走向反面，人生经历曲折丰富。西安事变后，他为何会投向日伪？解放后他的结局又是如何？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出生于辽宁新民县一个农民家庭。虽然出生普通，但少年行运，就读省立三中时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是同学，关系亲密。此后的人生走向大多与张学铭有关。
他通过张学铭推荐加入东北军，并由张学良资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张学铭任局长的天津市公安局保安队担任教官。
1931年5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后经天津返回北平，为避免日军刻意制造事端，张学铭派孙铭九带领30多人护送。孙铭九此前与张学良已经见过几次，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交谈。双方印象不错，张学良还送了一块在瑞士定做、上面嵌有自己头像的手表给孙铭九。
此后的形势如疾风暴雨般变化。先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退入关内。此后，日军又挑起热河事变，东北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退。在全国舆论强烈谴责之下，张学良被迫下野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虽暂时离开军队，却对其个人、对东北军、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幸事。赴欧洲考察的张学良，不仅彻底戒掉了鸦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还学习了德、意等国家的军事管理制度及西方民主制度。
1933年底，老蒋电召张学良回国。当时他围剿苏区失利，且陈铭枢、李济深、蔡延锴等人因不满老蒋的内战、独裁政策，发动“福建事变”。老蒋内忧外患，只能再次寄希望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
张学良回国后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孙铭九也在张学铭的推荐下担任张学良的随从参谋，他深受张学良信任。
后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秘密到肤施（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仅带了刘鼎、王以哲、孙铭九三人。其中刘鼎是中共联络代表，王以哲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后来，叶剑英作为代表驻西安被张学良安排到孙铭九家居住。
据孙铭九回忆，张学良从欧洲回来以后，励精图治，对东北军进行了整顿，时常说：
东北是从我手里丢掉的，一定要经过我的手夺回来。
当时的东北军是一支旧军阀部队，有严重的腐败问题。部分高、中级军官腐化堕落，只求安逸享受，不思进取。不但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军队中暮气沉沉，作风浮躁，自然不是红军的对手。
以武器精良著称的东北军进入西北与红军交战不到半年，接连吃了三个大败仗，损失2个师长，3个师被打残。老蒋不仅不给补充，反而趁机取消了其2个师的番号。
这无疑是给张学良泼了一盆冷水，这样打下去别说打回老家，就连在西北生存都很困难。同时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陆续来到西安，向张学良陈述联共抗日才能挽救国家，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东北军普通士兵大多不愿内战，而是想打回东北。加上东北军退入关内以后，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也随之流亡关内，他们抗日情绪很高，形成一股强大力量。
东北军的“旧班子”显然无法倚重，为了整合抗日力量，张学良不得不“另起炉灶”。在刘鼎等人的帮助下，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自任会长，大量吸收重用青年军官和社会知名人士，逐渐在东北军当中形成了少壮派。
少壮派有三个核心人物，即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被称为“三剑客”。其中应德田足智多谋是三人的领袖，苗剑秋口才和文笔俱佳，负责宣传。孙铭九自称文化低、头脑简单，因掌握张学良的卫队营，所以主要负责执行。
少壮派虽然级别较低，但与张学良关系亲密，颇受其信任，被外界看作张学良的化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东北军的人事安排，张学良在时，东北军中的高级将领也对他们敬畏三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老蒋进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捉蒋，张杨二人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其中孙铭九带领的卫队二营和王玉瓒带领的卫队一营负责到华清池老蒋住处将其捉拿，这是事变成败的关键。
一阵激战之后，东北军战士冲到老蒋居住的五间厅，却发现老蒋已经不在，只有衣帽、假牙和他经常穿的黑斗篷大衣还在。孙铭九摸了一下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推测他应该跑不远，于是命令官兵四处寻找。
一名战士发现后墙有一只鞋子，孙铭九意识到蒋可能是越过后墙逃上了背后的骊山。于是王玉瓒营从左侧，孙铭九营从右侧开始搜山。孙铭九营在后窑洞发现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当时他已负伤。孙铭九问：“委员长在哪？”钱认出孙铭九，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知道。”
接着又在半山腰抓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不知道。蒋孝镇不是钱大钧那样的高级官员，孙铭九自然也对他没有客气。他拿出枪对着蒋孝镇说：“你不说真话，马上就毙了你。”蒋孝镇没有说话，只是回头往山上看了一眼。
孙营士兵顺走蒋孝镇目视方向继续搜查。当时天已大亮，已经能看清地形地物，不久就有战士发现一块大石头旁好似有人，但一会儿又消失。战士们沿着大石头继续搜索，只见石头背后的夹缝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快出来，不然开枪了。”
里面的人连忙答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孙铭九闻讯后立即赶到老蒋身边，老蒋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回答说：“张副司令命令我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老蒋不肯下山，一会说自己受伤腰痛，一会要骑马下山。最后孙铭九让两个战士左右架起来，拥推着下山弄进了汽车里。
后来王玉瓒写文章称活捉老蒋的是他，然而在1937年老蒋自己写的《西安半月记》中只提及了孙铭九。笔者猜测，活捉老蒋时可能两人均在场，但老蒋只认识孙铭九。不论过程如何，两人都称得上西安事变的功臣，事后孙铭九被提拔为卫队团长。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孙铭九虽然为西安事变开了个好头，但日后也成了事变遗憾收场的罪人。
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其回南京，不料张到南京后却被扣留。张学良上飞机前曾留下一张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王以哲
虎臣即杨虎城、孝候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东北军是旧军阀部队，只效忠张氏个人，除张学良外再也没有一个能统领全局的二号人物。杨虎城是外人自然命令不动东北军，于学忠也是从孙传芳部投向张作霖，并非东北军嫡系，缺乏号召力。
东北军中勉强能控制局势的只有王以哲，但张学良却没有赋予他领导权力。关键时刻少壮派和元老派在如何解救少帅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元老派认为，应当遵照中央命令从前线撤军，缓和局势。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保持“三位一体”，迎回张学良不是难事。
而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则认为元老派是投降背叛，要求南京先释放张学良才从前线撤军，甚至喊出口号“不惜与南京决一死战”。
虽然经各方努力协调，老蒋就是不愿放张。西安与南京代表在潼关举行谈判，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关于张学良的一条直接被老蒋否决。元老派从大局出发，虽然主和，但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不顾张学良的安危，轻易作出决定。
此后少壮派采取了一系列激进行为。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发起了“请战签名运动”，要求与中央军作战，谁不签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一大批军官被裹挟。
随后东北军师、团级军官五六十人来到杨虎城住处，请求杨虎城指挥作战。他们一边说，一边哭，以致最后全体放声大哭。现场激昂悲愤，杨虎城等人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但杨也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外人，即便有张学良手谕，他也指挥不动东北军。
少壮派代表还到周恩来住处请愿，苗剑秋大哭大闹，要红军帮助他们打仗。孙铭九也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表示张学良不回陕，绝不撤兵。周恩来从大局出发， 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了劝说，但效果甚微。
中央军大军压境，少壮派群情激愤，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1937年1月29日，东北军在为渭南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目的是说服少壮派同意南京条件，先从前线撤兵。不料，会上少壮派核心人物应德田慷慨激昂，发表极具鼓动性讲话，在座军官竟均被其说服，同意为救少帅不惜一战，并签字形成了决议。
王以哲和于学忠均未出席会议，元老派认为这只是少壮派军官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最终决策，对决议不认可。1月31日，于学忠从兰州飞抵西安，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杨虎城、周恩来等人也出席了会议，三方一致决定“执行和谈方针”。
从前线撤军的消息传出，少壮派情绪更加激动。2月1日，少壮派军官在孙铭九家中开会，因为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主和，少壮派决定刺杀他们，成功后举行武装示威对中央军作战。当时西安城内只有孙铭九控制的保安团，他派手下连长于文俊执行任务。
王以哲事先虽然听到风声，但未加防范，他对部下说：“这些小孩子们还真能打死我吗？我没有亏心事不怕他们。”
2日早晨，于文俊冲进王以哲家，找到躺在病床上的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不等王以哲说话，连开9枪，将其杀害。
东北军多数军、师长与王以哲关系密切，尤其是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他闻讯后立即回师西安，要拿凶手活祭。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被剖腹挖心，以祭告被他杀害的王以哲。“二二事变”牵连甚广，最先帮红军与王以哲牵线的东北军旅长高福源不明不白就被处决。
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中共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护送出城。而此时，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已经互生嫌隙，“三位一体”难以维持。尤其是王以哲死后，东北军更难形成一个整体，逐渐被老蒋整编分化。
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的最后筹码，孙铭九等人虽口口声声要救少帅，实际上不仅害了他，也害了东北军。
被红军收留的孙铭九等人，不仅不思考悔改，还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只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坚决要求离开。由于他曾带兵捉蒋，中央军肯定是去不了，西北地区又大多被东北军控制，最后他只能躲到上海日租界当中。
断绝了经济来源的孙铭九，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抗战爆发后，他利用留学日本期间结识的关系，投靠了汪伪政权当了汉奸。起初担任“参赞武官”，后来又升任山东“保安副司令”。这段经历，孙铭九日后始终不肯提起，外界也很难知道他具体为汪伪做过什么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先接受沦陷区，大量收编伪军，孙铭九的汉奸罪行并没有得到清算。他投靠国民党后被派回东北，曾带领先遣大队占领黑龙江宾县，后来被解放军俘虏。
当时认为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立过功，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走过一段弯路，所以也未清算他的罪行。不过解放后，东北军、西部北军中将领大多成了座上宾，而孙铭九等人的待遇显然不如他们。
孙铭九曾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晚年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写过大量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史料，但都突出自己的贡献，对责任轻描淡写。
2000年，孙铭九去世，享年92岁。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始终未能回乡，我们难以想象两人会面时是怎样的场景。无疑，张学良是影响了孙铭九的一生，但孙铭九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的一生。
晚年，孙铭九曾写书反思“二二事件”，称“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同时，仍然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将主要责任推给应德田。并表示“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和历史去评论”。